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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恭帝赵㬎(xian3)：德祐元年（1275）—德祐二年（1276）

恭帝赵㬎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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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去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昰(shi4)，7岁；全皇后所生的赵㬎(xian3)，4岁；俞修容所生的赵昺（bing3），3岁。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众人以为杨淑妃所生赵昰(shi4)年长当立，但贾似道和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于是㬎(xian3)被立为帝，是为恭帝。恭帝此时年纪尚幼，因此由谢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但朝廷实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在理宗和度宗统治时期，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恭帝继位不满两年，宋朝就投降了元朝。宋室江山是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后又失于孤儿寡母之手。后人写诗讥讽道：“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一、孤儿寡母：南宋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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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㬎(xian3)继位之时，宋室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

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军向南宋发起了总攻。十二月，伯颜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矶(ji1)（今湖北省武汉市东北）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州、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守军，两地相继陷落。伯颜留下部分士兵守卫鄂州，自己率领主力部队，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的许多守将原来都是吕氏的部下，元军所到之处，这些吕氏旧属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突破长江防线，于德祐元年（1275）春攻克军事重镇安庆（今安徽省安庆市）和池州（今安徽省池州市），兵临建康城下。

鄂州陷落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大震，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指望他能像理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不得已，在临安设都督府，准备出征。蒙军的一路统帅刘整原系宋朝骁将，理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刘整见上级名将被贾似道逼死后，担心自己也受到迫害，于是被迫归降蒙古。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惧怕刘整，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祐元年（1275）一月，听说刘整死后，他才高兴地说：“吾得天助也！”上表恭帝，请求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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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十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ji3)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约相当于今天的40公里）。二月，行至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与夏贵会合。夏贵一见贾似道，便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宋历三百二十年”，言下之意，宋朝历时已近320年，国势已尽，不要为它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

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率后军驻扎于鲁港（今安徽省芜湖市西南），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驻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今安徽省铜陵市东北），夏贵率战舰3500艘横列江上。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仍然幻想走开庆元年（1259）同忽必烈讲和的老路，因此下令释放元朝俘虏，送荔枝、黄柑等物给伯颜，希望通过称臣纳币求得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亡南宋，称臣纳币已不能满足元人的贪欲，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颜连续突破孙虎臣、夏贵两道防线，直抵鲁港，宋军大败，死者无数，江水为之变赤，贾似道仓皇逃到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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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度宗尊之为“师臣”，众臣视之为“周公”，却如此不堪一击，时人讽之曰：“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yu2)佞(ning4)者，周公今变作周婆。”贾似道战败后，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似道的强烈呼声，谢太皇太后却认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罪，失了对待大臣的礼数。于是仅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东）安置，并抄没其家产。行至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贾似道于木绵庵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结束了其擅权误国的一生。

鲁港之役的溃败，使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德祐元年（1275）十月，蒙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20万军队，常州知州姚訔(yin2)、通判陈炤(zhao1)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十一月十八日，元军发动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常州大屠杀产生了蒙古入侵者所希望的震慑作用，随后，当蒙军逼近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5、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趁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皇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逃避艰难苟且偷生，哪里还像人的作为？死后又有什么脸面见先帝？”然而，谢太皇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朝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祐元年十一月，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屡召不归；德祐二年（1276）一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常楙(mao4)先后逃跑，等等。新年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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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权误国的贾似道已被罢免，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表面上惯于说些冠冕堂皇的大话，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陈宜中本为贾似道所援引，贾似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死贾似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廉耻；统率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是一个优柔寡断却冒充英雄的胆小鬼。德祐元年（1275）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七月，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使臣，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其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他终于回到了都城任职。临安的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peng1)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名不符实的两面派，把他贬为与贾似道一样的误国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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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徊在和与战之间，不能做出决断。他口头上喊出各种豪言壮语，实际上却懦弱怕事，没有与蒙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和才能。德祐元年年底，在他主持之下，局势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此时的陈宜中，在强大的蒙古铁骑的威胁下，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祐二年（1276）一月十八日，谢太皇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 伯颜 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破了胆，于是再一次抛弃了年幼的皇帝和太皇太后，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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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投降已无可挽回。谢太皇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皇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德祐二年二月五日，临安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㬎(xian3)宣布正式退位。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携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㬎(xian3)同母亲全太后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皇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启程北上。至此，延续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结束。

 

二、吐蕃高僧：恭帝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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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祐二年（1276）春，赵㬎(xian3)一行被掳北上，当时的场景十分凄凉，随行的诗人汪元量作《北征》诗曰：“三宫锦帆张，粉阵吹鸾笙。遗氓拜路傍，号哭皆失声。”闰三月二十四日，赵㬎(xian3)抵达大都（今北京市）。由于忽必烈此时在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恭帝一行随后又启程前往上都，于四月底抵达。五月二日，忽必烈接见了恭帝等人，赵㬎(xian3)被降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瀛(ying2)国公。元朝统治者此举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表面上优礼有加，实际上，全太后母子只能在高墙深院中度过时日，无法自由行动。随后，赵㬎(xian3)等人又被迁回大都。

忽必烈清楚地知道，赵㬎(xian3)虽已退位，并且年纪尚幼，但仍然具有潜在的号召作用，只有将他妥善地安置，才能招徕(lai2)那些尚未归顺的南宋遗民，因此对其十分优待，给予优厚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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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宋室成员虽然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但毕竟身负亡国之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难以用语言加以描述的。谢太皇太后在内心极度痛苦之下，与人“冷眼交流”，在度过7年不自由的时光后，于74岁时病逝。全太后则带着年幼的赵㬎(xian3)出家为尼，后来在正智寺中去世。与以谢太皇太后为首的高级皇室成员相比，一些低级的妃嫔由于地位低下，得不到元朝的优待，境遇十分凄惨，有些人无奈之下，只得以死相抗。赵㬎(xian3)等人抵达上都不久，陈氏、朱氏两名妃子和两名宫女就上吊自杀了，朱氏的衣服中留下了一首诗：“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既表达了誓死不受辱的意愿，也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起宋室“忠臣孝子”图强自新的斗志。忽必烈得知后大怒，将四人头颅割下，悬挂在全太后寓所，以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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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㬎(xian3)虽然年纪尚幼，但仍然是忽必烈的心头大患，毕竟他是赵宋遗民心目中“正统”的代表，对那些宋室“忠臣孝子”仍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至元十九年（1282），福建有位僧人告诉忽必烈，他夜观星象，土星侵犯帝座，必将有人危害皇帝，应该加以提防。接着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有人自称“宋王”，聚众千余，声称要进大都解救文天祥。京城里也有人上匿名信说有人要为“文丞相”起兵。事后查明，以上诸说纯系谣传，但忽必烈感到此时刚满12岁的赵㬎(xian3)和囹圄之中的文天祥依然是对元朝统治的威胁，因此下诏，以赵㬎(xian3)不宜居大都为名，将他迁往远离内地的上都。

此时，南方的抗元运动仍然此起彼伏，有地方官上奏说：“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虽然南宋灭亡已12年之久，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也大体稳定，但赵㬎(xian3)的存在，仍使忽必烈感到担忧，终于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天，忽必烈颁布诏令，将赵㬎(xian3)迁往更加荒远的吐蕃(bo1)去学习佛法，即日启程。这时赵㬎(xian3)刚刚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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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㬎(xian3)到达吐蕃(bo1)后，居住在萨迦(jia1)大寺，被尊为“合尊”法师，意思是“天神家族的出家人”，这是对王室子弟出家僧人的尊称。为了忘却以往的伤心事，赵㬎(xian3)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研究佛法，学习藏文，过着孤寂清苦的僧侣生活。多年的苦读，使他精通佛学，成为一代高僧，一度担任过萨迦(jia1)大寺的总住持。他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一些比较深奥的佛学专著都出自他的手笔，如《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由于在佛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赵㬎(xian3)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为汉藏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至治三年（1323），赵㬎(xian3)已经是53岁的老人了，如果不出意外，将在异乡安享晚年，但他在云游之际兴之所至，作了一首小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表露了他怀念故国而又无法归去的悲苦思绪。元英宗听说以后，认为赵㬎(xian3)是在“讽动江南人心”，于是将他赐死于河西（今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就这样，寄人篱下数十载的宋恭帝，终于撒手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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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藏族史家记载，赵㬎(xian3)被杀后，“注血成乳”，这是佛教的一种习惯说法，用来表示受害者死得冤枉。藏族内部也有同样的说法，即英雄受冤而死后，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这种说法表明藏族史家对赵㬎(xian3)之死同样抱有深深的同情，认为他是含冤而死的。

赵㬎(xian3)一生，饱经坎坷却又充满传奇色彩。4岁登基，时值多事之秋。继位第二年，宋朝即告灭亡。从天真孩童到一国之君，又从一国之君到阶下之囚，再从阶下之囚到西藏高僧，最后仍难免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恭帝一生的经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恭帝的一生不能不说是悲哀的一生，还是一个懵懂幼童就成为亡国之君，被迫背井离乡，失去了童年的欢乐。而遁入空门，度过多难的一生之后，晚年仍不免为其皇室之后的身份所累，含冤而死，让人不免发出“奈何生在帝王家”的感叹。

 

三、抗元英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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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帝虽然死得凄惨，终不免被淹没在历史之中，至多只能换来后世的一声叹息罢了。与他委曲求全而不得善终的经历相比，宋末忠臣之典型文天祥却是另外一种结局，同样成为阶下之囚，文天祥大义凛然，引颈就刑，其高风亮节代代相传，令人景仰。

文天祥，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原名云孙，字天祥。中举之后，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中状元后，又改字宋瑞，后号文山。《宋史》记载，文天祥身材修长，面色白皙如玉，眉清目秀，神采奕奕，颇似魏晋间的风雅高士。文天祥少年得志，20岁状元及第，一举成名。然而生逢末世，朝政黑暗，被权臣贾似道排挤，37岁便被迫还乡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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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闲居在家，文天祥仍然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动，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德祐初年，元军攻破宋长江防线，临安告急，皇帝下诏天下起兵勤王。文天祥也响应朝廷的号召，他发动家乡豪杰勇士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山民，组成了万余人的军队奔赴临安，被任命为江西安抚副使、赣(gan4)州（今江西省赣州市）知府。他的朋友劝他明哲保身：“如今蒙古军队三路并进，已经接近临安，相公只有万余乌合之众，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并未退缩，知难而进：“对目前形势我也是清楚的，但我最痛恨的是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而一旦有难，召天下勤王，却没有一人一骑响应。所以我不自量力，做出表率，或许天下的忠义之士会闻风而起，这样的话，社稷或许可以保全！”文天祥家道殷实，自应诏(zhao4)勤王以来，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充作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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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陈宜中把持着朝政大权，和战不定，文天祥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和满腹才华，而无用武之地。直到蒙军兵临城下，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谢太皇太后才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天祥这时的使命却是充使乞降。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并没有按谢太皇太后的意思无条件投降，反而要求蒙军先从京城后撤300里，再进行和谈。同时对蒙军的贪婪和残暴进行声讨。伯颜为文天祥的气势所逼，只得遣回其他使臣，却把文天祥扣留起来。

蒙军占领临安以后，两淮、江南、闽广等地尚未被元军完全控制，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招降这些地区。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到北方。行至镇江（今江苏省镇江市），文天祥冒险出逃。景炎元年（1276）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赵昰(shi4)任命为右丞相。但小朝廷立足未稳，一些大臣已忙于争权夺利。文天祥很快被排挤出朝廷，于是北上招兵抗敌。文天祥回到江西之后，各地豪杰和溃兵纷纷前来投靠，先后从元军手中夺回了许多城池。但由于孤军作战，遂接连为元军所败，妻妾和孩子被元军俘虏，老母亲和大儿子也在随军转战中去世。在五坡岭（今广东省海丰县北），文天祥遭到元军突然袭击，再次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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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试图服毒自杀，没能成功。张弘范将他押往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断然拒绝：“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情不自禁地赞道：“好人好诗。”此后不再强逼文天祥。崖山之战后，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处理文天祥之事，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并将他送到大都，企图加以劝降。

文天祥到达大都，拒绝元朝的利诱，被关进大牢。元世祖派投降元朝的南宋丞相留梦炎等人和恭帝赵㬎(xian3)出面劝降，都被文天祥一一回绝。元朝平章事阿合马和丞相孛罗也碰壁而归。孛罗想要杀掉文天祥，但是元世祖抱着爱才之心，又恐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始终没有同意。

 

18、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但他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读之令人心酸。在狱中，文天祥写出了不少诗篇，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正气歌》就是在狱中写成的。他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表现了文天祥不畏强敌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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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要以儒家思想治国，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此时京城出现匿名招贴，外地起兵反元，有人声称要来救“文丞相”。元世祖决定做最后的努力，亲自劝降文天祥。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只作了个揖。元世祖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回答忠臣不事二主，愿求一死。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下令处死文天祥。次日，文天祥被押解(jie4)到菜市口刑场，引颈就刑，时年仅47岁。数日后，妻子欧阳氏收其尸，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了一段赞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元世祖闻之亦感叹不已：“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