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张芝父子与分裂时代的开启

草圣的养成

1、张芝祖籍清河，即今河北省邢（xíng）台市清河县。周公后裔在西周初期被封为邢侯，建邢国，他的子孙便以国名为姓，邢台这个地名也是这么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身邢氏的笔者跟张芝属于同乡。

汉宣帝时，张芝的先祖张襄任司隶校尉。此时，霍光所代表的霍氏家族权倾朝野，霍光的妻子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竟然谋杀了现任皇后。此事一出，天下哗然。张襄不畏强权，上书弹劾霍光的妻子，遭到霍氏的记恨，他只好带着家人逃到天水郡。后来张襄病逝，他的儿子又带着张氏家族迁到了敦煌。

 

 

2、史书记载，张芝一家住在敦煌郡的渊泉县。汉武帝时期建立敦煌郡，下设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渊泉县的遗址，就在今天甘肃省瓜州县三道沟镇四道沟村五队的玉米地里。笔者在瓜州文物局做文物普查和土遗址研究的时候，曾多次来这里考察和看护，可惜往日宏伟的城墙早已不见，只剩下变成田埂的低矮夯土。

回顾张氏家族的迁移过程，与笔者家族的迁移路径几乎完全重合，二十一世纪初笔者也是从古陇西郡迁移到今天的瓜州。所以每当书写起关于张芝的文字，总觉得这是隔着两千年时光的一种彼此观照。

 

 

3、张芝受到父亲张奂（huàn）的影响，十分喜欢书法，少年时勤于练习，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父亲看到张芝这么勤奋好学，专门让人雕凿了石桌和石凳，方便张芝习文练字，并且挖了一处池塘用来取水研墨、洗笔。张芝整天围在石桌前，用家里的布帛当作纸张，临池学习书法，练写后漂洗再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池水全部变黑，甚至可以当作墨汁写字，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作张芝墨池了。

 

 

4、这里有人会有疑问，张芝是东汉末年的书法家，此时已经是蔡伦改进造纸术一百年之后了，纸还是很贵吗？当然是的，有一个成语叫“洛阳纸贵”，指的是晋代左思写了一篇《三都赋》，写成之后抄写的人太多，洛阳的纸因此都涨价了。洛阳作为中原经济中心和纸张制造中心，因为一篇文章竟然也弄得洛阳纸贵；渊泉县是西北小县，制纸的能力较差，即使张奂贵为度辽将军，也没有那么多钱用来买纸。因此，张芝采用了可以重复利用的布帛。在悬泉置出土的汉代文物中，用纸张的多数是地图，而在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文物中则出现了纸张做的习字本（图4），由此推测，纸张在唐代才成为百姓日常用得起的练字材料。

图4.藏经洞出土的习字本

 

 

5、张芝就这样在渊泉县刻苦学习书法，以至于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据《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张芝于此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等池水染黑的时候，他的书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墨宝从敦煌传到洛阳，震惊天下。

张芝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高的成就，是受到了敦煌汉简艺术的启发。东汉虽然已经改进了造纸术，但在众多书写材料中，简牍是最便宜、最方便、最耐磨的文字载体，所以简牍上的汉字艺术是民间书法艺术的结晶。

 

 

6、敦煌属于汉王朝的边境重镇，人口中有大量从中原各地征发过来服役的兵卒，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所以悬泉置的驿使奔赴在丝绸之路上送信的时候，也将中原各个地区的书法艺术通过简牍带到了敦煌。从悬泉置的出土情况来看，简牍一般是誊抄公文，所以书写的速度往往很快，再加上简牍这种木质材料的特点，书写不再严格遵守汉隶的结构和点画规则，而是采用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方式。汉简因此呈现出率真天成、奔放洒脱、矫若游龙的艺术风格。

 

 

7、汉简艺术是对隶书的突破和改革，这种风格被草书继承下来，成就了草书的笔法及草法。甚至，行书和楷书的部分笔法也是师承简牍艺术的，比如在敦煌简牍中随处可见楷书的提按顿挫、转折、捺画等用笔技巧，笔画末端波势出现了逐渐收缩的特点，这些都具有了魏晋楷书的影子。因此北宋时期的大书法家米芾曾说：“河间古简，为法书祖。”可见简牍书法对后世各种书体的影响。

 

 

8、敦煌是古代简牍艺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张芝深受其影响，不过草书并不是张芝的首创。史书记载，东汉初年的北海敬王刘穆就善写草书。此时的草书应该是“章草”，即笔画节省但有章法可循的草书，特点是保留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连写。张芝最开始也写章草，师承东汉书法家崔瑗、杜操，少年时就将崔、杜的笔法烂熟于心。他通过潜心研究，在敦煌简书中发现了大量的竖画，其章法杂然隽美，那种放纵挥洒、纵情恣肆的面貌深深打动了张芝。于是，他把章草“横”的气势改成了“纵”的气势，独创了一种新书体，这就是“今草”。

 

图5.张芝《冠军帖》（宋《淳化阁帖》）

 

9、今草的特点是笔画连绵回绕，字的体态和气势一笔写成，虽然笔画偶有不连，但是笔势不断，被称为“一笔书”。虽然张芝的真迹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在宋代的《淳化阁帖》中有五幅碑帖传说是出自张芝的墨宝，使我们从《冠军帖》那气势如虹的笔法中（图5），依然能够感受到他激扬的精神。

张芝创造今草之后，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和蓬勃的生机。唐代张怀瓘（guàn）在《书断》中感叹张芝的今草：“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精熟神妙，冠绝古今。”

 

 

10、后来的书坛有很多人学习张芝，其中学得最深刻的就是索靖。

索靖是敦煌郡龙勒县人，他是西晋名将，被称为敦煌五龙之一，也是张芝的外孙。他深受姥爷张芝的影响，以善写草书知名于世。人们评价说“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由此可见索靖书法的水准。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就十分推崇索靖，曾路见一块索靖书写的碑石，竟然睡在石碑下看了好几天，最后蓬头垢面，路人以为是乞丐。

 

 

11、然而，受张芝书法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王羲之。王羲之中年笔法师承张芝，他在《书论》中说：“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通过对张芝的学习，王羲之的草书和行书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成就了“书圣”的美名。

后来，今草又引发了狂草的诞生。唐代草圣张旭一直以张芝为师，狂草大师怀素也说草书得于“二张”（张芝、张旭）。由此来看，张芝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圣人，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变革隶书，创造今草，开创了中国书法新的天地。不过，张芝和他的家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张芝父子与董卓

12、张芝的父亲是张奂，与皇甫规和段颎(jiǒng)合称“凉州三明”，都是东汉末期的名将。《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其中名将很多，但很多事迹都是罗贯中夸张附会的结果。在汉末的诸多英雄中，要说军事天赋第一，当数张奂。因为张奂在平生经历的众多战役中，无论怎样的地形和兵力，他都没有出现败绩，是真正的常胜将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张奂的军事天赋。

 

 

13、永寿元年（155年），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南匈奴七千余人起兵反汉，东羌也出兵策应，共同进攻张奂的驻地。此时因为士兵都驻防在郡县的各处，张奂营帐里只有二百多人。张奂当机立断，率领二百壮士突袭叛军大营，乘对方还没有形成包围圈时突出重围，两百人竟然毫发无伤。张奂一边突围，一边召集各地士兵，切断南匈奴与东羌的交通。他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南匈奴和东羌退无可退，全部向张奂投降。此战完胜。

 

 

14、延熹元年（158年），张奂任护匈奴中郎将，南匈奴各部联合乌桓、鲜卑进攻汉朝边境，围困张奂大营。张奂是研究国家关系的高手，他首先诱降了弱小的乌桓，然后主攻领头的南匈奴叛军，使用精准打击的战法诛杀了各部首领，群龙无首的匈奴士兵纷纷投降。接着，张奂引导他们戴罪立功，联合匈奴降兵一同打败了鲜卑。此战完胜。

延熹六年（163年），张奂任度辽将军，代表朝廷处理北方外交事务。鲜卑、乌桓等北方草原民族听说张奂任职，再也不敢南下牧马。

 

 

15、延熹九年（166年），张奂任大司农，掌管国家经济（军事、外交、财政无一不精，堪称奇才）。鲜卑听说张奂调离的消息后，在草原上挨饿三年的他们勾结南匈奴、乌桓大肆南下，劫掠汉朝边境的郡县，后来甚至联结东羌、沈氐（dǐ）、先零等围攻张掖、酒泉。也许因为太过饥饿而昏了头脑，他们竟然抢到了张奂的老家渊泉县附近。为了平息叛乱，张奂任护匈奴中郎将，南匈奴和乌桓听到张奂来了，当即率领二十万人跪在张奂的营帐前投降。没办法，他们听到这个名字就头痛欲裂，还打什么仗。此战敌方不战而降，张奂完胜。

 

 

16、延熹十年（167年），东羌与先零劫掠中原，张奂部将尹端、董卓二人率兵进击，俘虏敌军万余人。此战完胜。

此战之后，张奂把家从敦煌搬到了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市），张芝也来到了关中。张奂的一生中，所经历的战争不仅仅是单纯的胜利，他的每一战几乎都是完胜，堪称军神。以至于草原民族一看到张奂的帅旗，就望风而降。张奂几乎以一人之力，延续了此时已千疮百孔的东汉王朝的生命。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东汉王朝的掘墓人此时已经来到了他的军中，而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培养的学生——董卓。

 

 

17、董卓是陇西临洮（táo）（今甘肃省岷县）人。陇西郡与长安之间仅仅隔着一座陇山，又是与羌胡的交界地带，所以民族构成比较复杂。董卓性格开朗，乐善好施，少年时与当地的羌人首领结为兄弟。有一次董卓在家招待羌人朋友，把家里的耕牛杀掉大摆宴席，羌人十分感动，回到部落之后把上千头牲畜赠送给董卓。正是在陇西郡与羌人交好，他十分熟悉羌人的风俗习惯，为后来加入张奂的军队提供了优势。

 

 

18、董卓成年后，在陇西郡任职。当时匈奴人经常劫掠凉州，凉州刺史知道了董卓的才能，把他从陇西郡调到凉州军队中任职。此时任武威太守的张奂与董卓结识。因为董卓对胡羌非常熟悉，而且作战勇猛，逐渐成为张奂的爱将。董卓对这位军神一般的人物也是十分崇拜，常常以其弟子自居，从张奂那里学习了很多作战要旨。董卓在张奂的影响下脱胎换骨，后来单独领兵大破匈奴，在凉州建立首功。

 

 

19、后来与张奂同为凉州三明的段颎（jiǒng）升任并州刺史，就把董卓推荐到朝廷公府中任职，董卓进入了东汉的朝局。

公元166年，张奂被再次任命为护匈奴中郎将时，董卓跟随着老主子一同出征，担任司马（类似今天的参谋长）。大军很快平定了幽、并、凉三州的叛乱。第二年，羌人进犯关中，张奂派董卓出战，大破敌军，董卓从此名声大噪，被认为是张奂的接班人。

 

 

20、后来，董卓一路高升，成为并州刺史。与此同时，他的野心也显露无遗，在朝中见风使舵，为保仕途不惜陷害同僚。东汉末年的官场已然腐败透顶，外戚和宦官相互仇杀，皇帝变成权贵们愚弄的玩偶。东汉的丧钟已经敲响，这不是一个张奂能够挽救的朝局。张奂无可奈何，只好辞官回家。

董卓知道旧主张奂隐居在华阴县，就派人拿着百匹丝绸去孝敬张奂。张奂厌恶董卓的为人，将丝绸扔出院门，与董卓绝交。

 

 

21、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二十五日，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划杀掉宦官，于是征董卓率兵进入京师。后消息走漏，何进反被宦官谋杀，袁绍又杀光宦官。隔岸观火的董卓找到皇帝刘辩之后，就进入了洛阳城，从此权倾朝野。这一段故事是《三国演义》的开头部分，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非常熟悉了。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董卓乘车前往皇宫，吕布突然袭击，斩杀了董卓，历史进入了三国英雄们的风云时代。在董卓被杀的同一年，住在一百公里之外的张芝也在华阴县逝世。

 

 

22、董卓是个十分重情义的人，这是作为西北汉子的本性。在他的一生中，张奂对他的影响很大，张芝也是。董卓作为张家的家将，且与张芝是同龄人，两人本来是挚友。董卓一生最崇拜的武圣是张奂，而文圣就是张芝。但是，历史的大势滚滚向前，两个人也在各自的人生选择中不断成长，一个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奸雄，一个变成了流芳百世的草圣。如果两人都是普通人，作为西北汉子，他们的友情应该是热烈且纯粹的。

据说，董卓成为相国之后，曾邀请张芝出任高官，但遭到张芝的严词拒绝。张芝保有了和他父亲一样的脾气和本性。如果他接受了董卓的邀请，《冠军帖》的笔迹里就不会再有飘若游云的逍遥，而历史上会多一个有污点的草圣，魏晋的风骨也会少一份守正的精魂。墨池虽黑，唯心月白。

 

 

河西儒学的脉流

23、在东汉末年那个风云诡谲（jué）的阴暗时刻里，张奂实在是灿若星辰，他的身上兼具了军事天才、道德标杆、特级教师、官吏楷模、经济学家等多重身份。除此之外，他也是一名儒学大师。

儒学自被汉武帝尊为官学之后，到汉末已经经过了三百年，其间儒学大师辈出。张奂早年师从经学大师朱宠研习《欧阳尚书》，在读完《牟（móu）氏章句》之后，他认为文章多有重复不通的地方，于是重新删改整理，将四五十万字减为九万字。

 

 

24、后来，他将这本九万字的《牟氏章句》上奏给汉桓帝，桓帝下诏嘉奖。成年后被举为贤良，在策试中获得第一名，成为儒学新秀，后因党锢之祸被免官。党锢之祸是东汉末期宦官对士人的迫害，张奂是河陇地区唯一受到迫害的士子，因此成为河西儒学的代表，赢得了中原儒学的认同。张奂晚年回到华阴之后闭门不出，跟随他学习的儒家弟子有上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

 

 

25、张芝一生深受父亲的影响，勤奋好学，当朝太尉对少年时的张芝十分喜爱，认为他将来不是儒学宗师就是朝廷名将。从保存在《淳化阁帖》中传为张芝的草书作品中可以看出，笔法线条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笔势的洒脱与线条的和美相济共生，这可以说是汉魏儒学精神在书法中的显化。从名将张奂到草圣张芝，体现出东汉后期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从武力豪强向文化世族的转变。

 

 

26、这不仅仅是河西一地的特点，中原各地的大家族几乎都出现了弃武从文的现象，这是汉武时代向魏晋文风转变的先潮。尤其是张芝创造了今草，这种对官方汉隶的突破，也代表了当时士子们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张芝一生潜心学习，朝廷屡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不屑一顾，甘做布衣。这种不贪高官厚禄洁身自好的境界大受当时士人的追捧，张芝从此就有了“张有道”的名号。这可以说是魏晋风骨的先声。

 

 

27、张芝的书法和行为，对魏晋时期的士人们有很大的影响。当渊泉人张芝搬到华阴时，这种精神也带到了中原，人们纷纷效仿张芝的隐居生活和潇洒性情。魏晋的儒生们在学习张芝书法的同时，逐渐从两汉的那种伦理纲常中解放出来，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追求自我的觉醒。这种觉醒的声音似龙吟，更像曹丕的那声驴叫。

王粲（càn）是“建安七子”之一，是曹丕的挚友，四十一岁时病故。王粲喜欢放驴，活着的时候喜欢学驴叫。王粲下葬时，魏文帝曹丕亲临丧礼，并对同行的人说：“王粲喜欢驴叫，我们可以每人学一声送他。”于是在场的人就都学起了驴叫。

 

 

28、张芝之后，建安七子在铜雀台上对酒当歌，竹林七贤隐于山林之间抚琴长啸，书法艺术开始像刘伶的酒一样淋漓挥洒，绘画如洛神一般传神阿堵。就如李泽厚先生描述的那样，“两汉五彩缤纷的世界让位于魏晋五彩缤纷的人格”。

魏晋风骨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魏晋王朝却迎来了它的衰亡。公元291年，西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为了挽救国家，张芝的外孙索靖挺身而出，被朝廷任命为游击将军，率领雍、秦、凉三州兵马攻击河间王司马颙(yóng)。

 

 

29、索靖不仅传承了姥爷张芝的书法，也传承了太姥爷张奂的军事天赋，洛阳一战大破敌军。但不幸的是，索靖在这场战斗中身受重伤，最终不治身亡。

八王之乱后，西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匈奴、鲜卑、羯（jié）、羌、氐（dī）五个胡人大部落乘机进入中原，这就是永嘉之乱。公元316年，前赵大将刘曜攻入长安，西晋灭亡。有趣的是，前赵的国号是“汉”，开国皇帝刘渊自认为是刘备的儿子刘禅（shàn）的后裔而姓刘。这位匈奴人的首领为了当皇帝把自己的老对手当祖宗，九泉之下，不知该如何面对老祖宗冒顿（mò dú）单（chán）于的响箭。

 

 

30、永嘉之乱导致中国从西晋短暂的统一再次走向分裂，中国北部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西晋的世家大族逃到南方之后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

这些北方士族在迁往江南的过程中，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也带去了儒家典籍。从此，江南从蛮荒开始走向经济发展和文化昌盛的新时代。在此之前，北方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过南朝在江南近三百年的开发，到隋唐之际，其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可以和北方并驾齐驱。隋代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终于成就了大唐帝国的灿烂辉煌。

 

 

31、当然，隋唐帝国的文化根脉不仅来自南朝，也来自河西。西晋灭亡后，当中原的儒士逃往南方时，郭荷选择来到河西。此时的河西走廊正处于前凉的统治（318年—376年）下，前凉是西晋时的凉州刺史张轨奠定的，当北方陷入战火时，他依托河西封闭的地形，保证了这里的安定和繁荣，成为儒学的避难所。

郭荷带着弟子们从陇西郡出发，渡过黄河，翻越乌鞘岭，最终在张掖东山下落脚。这里属于祁连山的北麓，有雪山、草原、森林、湿地等各种地形，放牧、耕田、捕鱼，无论哪一种生活方式都能养活这群读书人。显然，郭荷比南方的陶渊明更早一步找到了桃花源。

 

 

32、郭荷在河西看护着中原儒学的火种，照亮的第一个人就是郭瑀（yǔ）。郭瑀是敦煌人，郭氏与索氏历来交好，所以郭瑀的学问深受索靖的影响。在敦煌，汉武帝时期迁徙过来的中原大姓也把儒学带到敦煌，到此时已经非常成熟，郭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听闻郭荷来到河西后，只身步行一千五百里来拜郭荷为师，于东山苦读三十余年。郭荷逝世后，郭瑀为老师守墓三年。之后离开东山，向祁连山的更深处走去，来到了临松薤(xiè)谷。郭瑀将张芝和索靖传承下来的敦煌儒学和郭荷的中原儒学相结合，从而成就了河西儒学的巅峰。

 

 

33、郭瑀（yǔ）作为河西儒学宗师，北方许多国主都想招揽他。前凉的末代国主张天赐曾两次派遣使者请求郭瑀出山，但郭瑀只愿潜心研究学问，不想成为无道君主的鹰犬。他指着天上的飞鸟对信使说：“此鸟也，安可笼哉！”信使只能羞愧离去。后来前凉被前秦所灭（376年），北方暂时统一，苻（fú）坚十分仰慕郭瑀，下令儒生都拜在郭瑀的门下学习，其中就有刘昞（bǐng）。

 

 

34、刘昞（bǐng）不仅是郭瑀（yǔ）的学生，也是郭瑀的女婿。郭瑀逝世后，他成为河西儒学的宗师，仍讲学于临松薤(xiè)谷。公元400年，敦煌太守李暠（hào）自立政权，建立西凉。李暠深受敦煌儒学的影响，十分注重推行儒学，为了请刘昞出山，亲自来到临松薤谷拜见。刘昞大为感动，出仕西凉担任“儒林祭酒”（祭酒是古代主管国家最高学府的教育长官）。李暠把得到刘昞比作刘备得到诸葛亮，可惜李暠于公元417年逝世，西凉政权在三年后被北凉吞并。

 

 

35、此时的北凉不仅消灭了西凉，也消灭了前秦大将吕光建立的后凉（386年—403年）和五胡之一的鲜卑族秃发乌孤所建的南凉（397年—414年），再一次统一了河西走廊。

刘昞继续在北凉的政权讲学，成为五凉时期著述最多的学者。

五胡入华之后，中原丧乱，文化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河西走廊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理想的避难场所。学术界把这段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占领河西走廊的时间，称作“五凉时期（301年—439年）”。

 

 

36、以郭荷师徒三代为代表的河西学者，在临松薤(xiè)谷中守护儒学的火种，薪火相传走过一个半世纪。与此同时，他们又将敦煌当地的儒学融入其中，河西走廊这块中华文明的培养基地，生发出新的文化生命，这就是著名的“五凉文学”。后来，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河西儒学回流到中原，成为隋唐儒学的重要来源。

东汉张芝——西晋索靖——前秦郭瑀（yǔ）——西凉刘昞（bǐng）、李暠（hào），这是敦煌儒学的历史传承。后来李唐王朝追认李暠为皇室的先祖，他们不仅在名义上继承了李暠的血脉，同时也继承了河西的文脉，成就了中华文化最耀眼的一个时代。

 

 

37、所以，笔者恩师沙武田先生在做纪录片《河西走廊》的总顾问时，对河西走廊发出这样的感叹：后人们理应感激中国辽阔西部摆放了河西走廊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在那个纷乱颠沛的年代，河西走廊成为儒家文化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成为中华文明根脉薪火相传的重要一极。

正因如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河西文化的底层是儒学，敦煌文化同样如此。不要被河西走廊上遍布的石窟和寺观所遮蔽，这些是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外化实体，但河西儒学营造的从来不是一寺一窟，而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代具体的人。

 

 

38、不论王朝如何变迁，儒学一直在人们的家学中传承，塑造了每一个河西人的生活和认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道教、民俗等是在儒学的文化认同上编织出来的生活仪式感，而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事物往往组成了一个人的底色。

到了这里，我们来看看敦煌已经拥有的东西。三苗人带来了敦煌的人口基础和移民精神；汉武帝打造了军事保障和农牧并举的经济基础；李广利带来的良马，提高了交流互动的速度；常惠、班超经营西域，开拓了敦煌的地缘空间；悬泉置提供了高效的物流和大数据系统；张芝带来了文化革新和艺术启蒙。很显然，敦煌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敦煌文化中最灿烂的明珠即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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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大历史】

【01 最早的敦煌人】547389

【02丝路开启与佛教东传】994683

【03汉匈战争与河西四郡】964231

【04天马传说与汉武帝的伟业】103095

【05悬泉置里的汉帝国】20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