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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主伤胎，刘辉应该怎么判？

北魏是游牧民族鲜卑建立的王朝，鲜卑人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在北方发迹，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东征西讨，逐渐成为了北方势力最强大的游牧民族。

之后，经过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到五世纪迁都洛阳时，鲜卑人拓跋氏已经在中原统治数十年了 。

据《魏书》记载，“刘辉案”的“受害者”兰陵长公主是孝文帝拓跋宏的女儿、宣武帝元恪的二姐，因为案件发生时宣武帝已经即位，所以《魏书》称她为长公主。

 本案的凶手驸马刘辉，是北奔而来的将军刘昶（chǎng）的孙子，刘昶原来是南朝刘宋皇族成员，因为宫廷内斗遭到牵连，只好北投。

刘昶率领军队投靠北魏，带来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受到北魏朝廷的厚待，维持着贵族身份，他的孙子刘辉也才得以求娶公主。

兰陵长公主和刘辉大约是在公元500年成婚的，此时宣武帝已经继位，兰陵长公主身为宣武帝的姐姐，地位自然十分尊贵。

据说这位长公主对丈夫刘辉管束得极为严格，不允许刘辉纳妾填房，偏偏刘辉风流成性，最爱寻花问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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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书》的记载，长公主曾处死一名与刘辉苟且怀有身孕的婢女，甚至下令将婢女开膛剖肚，取出胎儿，塞入草料，再送还给刘辉。

经历此事，刘辉悲愤交加，决定再也不理长公主，性格火爆的长公主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两人冷战热吵，纷争不断，终于闹到了灵太后那里。

灵太后胡氏原本是宣武帝元恪的妃子，因为生育太子而平步青云。宣武帝驾崩后，继位的孝明帝元诩（xǔ）只有六岁，灵太后便以摄政太后的名义执掌朝政。

 灵太后派人调查长公主和刘辉，得知两人已经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便下令让两人和离。

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长公主怀孕了，由于牵涉皇家的血脉问题，大臣们纷纷请奏灵太后，让长公主与刘辉复合。

 灵太后禁不起大臣们的再三请求，加上长公主自己也不愿意和离，于是太后终于首肯，并提醒长公主日后千万要小心行事。

 公主怀孕时，距离她和驸马结婚已经十五六年，以当时北方贵族女性平均十七岁就结婚生子来算，三十多岁的长公主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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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刘辉本该好好珍惜这个孩子，对长公主照顾有加，然而本性难移的刘辉却在长公主怀孕时出轨，先后与两个平民女性发生关系。

 据《魏书》记载，因为刘辉“孕期出轨”的事情，公主和刘辉起了严重的冲突。

一天夜里，刘辉在愤怒之中将公主推到床下，又用脚踩踏她的肚子，导致公主流产。当天夜里，刘辉畏罪潜逃，朝廷悬赏捉拿刘辉，奖赏的额度和捉拿谋反的逆贼一样高。

 在刘辉逃亡期间，朝廷就如何惩处刘辉以及与他有染的两个民女展开了激烈辩论。

辩论的双方，一方是北魏朝廷的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zuàn）为代表；另一方则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表面是门下省的官员，背后代表着灵太后的意志。

 门下省上奏，主张对刘辉及其“情妇”判处死刑，两个“情妇”的兄长由于纵容自己的妹妹与外男发生关系，应该发配敦煌。

皇帝核准了门下所奏，但是将两个平民女性由死刑改为“髡（kūn）鞭付宫”，即剃了她们的头发、鞭笞之后送入宫中做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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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纂立刻表示反对，他主张刘辉所犯的罪，其实是杀了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反对以谋反大逆罪通缉刘辉并处以死刑。

在崔纂的“辩词”中，他引用了北魏朝廷的《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

意思是，如果父母在教训子女时意外杀死了子女，也不过被判处四五年的徒刑。即使父母故意杀死子女，也罪不致死。

 自汉代以来，法律就明文规定，审判一个人的罪行，应该要考虑他犯罪时的心态，是过失还是故意，《斗律》中“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就是针对故意杀死子女的父母而设置的，对故意犯罪的处罚要比过失杀人来得更严厉。

 就这样的条文来看，虽然刘辉并不是故意杀死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但他殴打踩踏公主时，显然充满憎恨之情，他的愤怒间接杀死了胎儿。

 崔纂并没有主张刘辉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但无论如何，只要是以杀子而非谋逆来作判决，刘辉都不会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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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相争，刘辉难逃一死？

 《魏书》并没有说明为何北魏朝廷会以谋反罪通缉刘辉，不过，崔纂的“辩词”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自从汉代以来，凡是杀害皇室成员的罪犯，便可被视为谋反大逆而判处死刑。

皇上下令通缉刘辉，将他殴打公主、堕杀胎儿的罪行视作谋反大逆，其实就暗示了皇室是如何看待这个胎儿的——他是公主的骨肉，因此也是皇室的一员。

生物学角度来讲，公主所怀的胎儿自然就是她的骨肉。但从父系家族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孩和其他所有女人怀孕生产的小孩一样，最优先和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父亲的儿女。

崔纂表示，尽管长公主身份尊贵，不是一般的女性，但她既然下嫁刘辉，身为刘辉的妻子，她腹中的胎儿身为刘辉的孩子，就不得不遵守夫妻伦常、父子之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关系和纲常伦理是以男性为中心设计的，自先秦以来，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便认为，人与禽兽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禽兽只知道顺着自己的生理冲动行事，而人却能用礼制调节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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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兽出生后仰赖母兽哺育成长，因此只认母亲。人却不同，父系家族的礼制虽然承认母恩最大，但家族中最尊贵的人却是父亲。

 我国古代家族礼制中的“五服”最能体现父系家族中各个成员的亲疏尊卑，家族中的长辈去世后，家中子女服丧的规格按照丧期长短和丧服的粗细不同，分为五种，也就是所谓的“五服”，分别是：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

“斩衰”是麻衣中最差的一种，三年是最长的丧期，一般在家族中，只有最尊贵的父亲去世了，儿子才需要服“斩衰三年”，这是最重的丧，表现的是为人子最深沉的悲痛。

 如果是儿子为母亲服丧呢?

古礼规定，母亲去世时，如果父亲仍然健在，儿子只能为母亲服“齐衰一年”，必须是父亲已经亡故，儿子才能为母亲服“齐衰三年”，时间虽然增长，但麻衣仍旧是“齐衰”。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儒家认为“父至尊也”，父亲是一个家庭中最尊贵的人，不论他是否健在，儿子对母亲的怀念都不能超过对父亲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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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身为女儿又如何呢？

按照“五服” 的要求，女儿出嫁前为亲人服丧的规定和儿子相同：为父亲服“斩衰三年”，为母亲服丧也分父亲是否健在，为“齐衰一年”或“齐衰三年”。不过，一旦女儿嫁为人妇，情况就不同了。

 在古代，一个女人出嫁了，就意味着她脱离了原先的父系家族，进入了另一个父系家族，所有对于娘家亲人的服丧都随之缩短、减轻，而对夫家则产生了服丧的责任。

比如说，出嫁的女儿对于娘家过世的父亲只能服“齐衰一年”，而她最重的丧服，也就是“齐衰三年”，则要留给自己的丈夫。

 根据古代礼书的说法，这是因为“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

父亲是儿女最大的天，而女儿一旦出嫁，她头顶最大的天就从父亲变成了丈夫，最重的“齐衰三年”之丧自然也就随之改变了。

女人出嫁等于“变天”，她的天，也就是她至尊至敬的对象，由父亲转为丈夫，这就是父系家族伦理要求的“夫家认同”和“夫尊妻卑”。

 换句话说， 一个男人不会因为婚姻而改变他和原生家庭的亲属关系，但女人结婚后，她的家族认同由娘家转到夫家，并且她在夫家的地位还低于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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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崔纂的抗议，他引用《斗律》中父母杀子女的条款作为“辩词”，其实是要求朝廷遵守儒家礼制所规范的父系家族伦理。

按照这套伦理，长公主结婚后，应该“生为刘家人，死为刘家鬼”，她最优先的家族认同是刘家而不是皇室，那流产的胎儿最重要的身份应当是刘辉的孩子，而不是公主的骨肉、皇室的成员。

如此一来，刘辉所触犯的就不是谋反大逆罪，只能以杀子罪进行判决。

崔纂强调法律是朝廷统治的基础，不能因喜怒而有所增减，也不因亲疏而有所改变，既然刘辉并没有谋反，就不应该以谋反罪通缉他。

同时，崔纂的“辩词”中还包括对于刘辉的两个“情妇”及其兄长的处置意见，崔纂肯定了皇帝诏书中减免两个民妇死刑的决定，但他认为“髡鞭付宫”仍然太重。

崔纂表示，如果那两个“情妇”是刘辉的从犯，那就必须等刘辉被缉捕到案后再处理，不可以急着对她们判刑。

此外，崔纂还提醒朝廷，那两个“情妇”犯的只是通奸罪，无论如何也不该被贬为奴婢，沦为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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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纂最后的“辩词”中，他还极力为两个“情妇”的兄长求情，认为他们不应该被发配到敦煌。根据两位兄长的供词，他们的妹妹都已经嫁为人妇，并且为夫家生儿育女。

崔纂征引了《仪礼·丧服》中“夫者，妻之天”的伦理，主张已婚妇女如果犯了罪，为她负责的应当是丈夫而不是娘家的兄长。

正因为已婚妇女的家族认同已经从娘家转到夫家，她既不为娘家的人连坐，娘家的人也不必因她而受罚。

同理，公主婚嫁产育，她的身份首先是刘辉的妻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员，这“第一身份”的不同，涉案人员的犯罪性质和量刑自然也就不同。

因此，刘辉所犯的不是大逆之罪，两位“情妇”的兄长也不必为出嫁的妹妹受难。

 无论是通过对案件起因的分析，还是对儒家夫妇伦常的讨论，从兰陵长公主一案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礼制认为：女性一旦结婚，就要改变家族认同。

而以崔纂为首的汉化官僚在案件审判过程中的据“理”力争，也体现出他们将父系家族伦理应用到北魏朝堂规则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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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之死，女性悲剧为何频发？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兰陵长公主案的审判结果，虽然崔纂等汉化官僚极力要求轻判，但皇帝最后下诏，确认了门下省的判决，处刘辉和两个“情妇”以死刑，两个情妇的兄长也因监管不严获罪。

为什么皇帝依旧维持原判呢？我们来想一想，这个诏令的背后，其实并不是皇帝，而是实际上摄政的灵太后。

在兰陵长公主案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就是灵太后，作者李贞德认为，灵太后以胡人、女性、统治者的角色，在幕后呼风唤雨，在幕前不平则鸣，成了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

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灵太后在摄政期间为了维护皇室女性做了不少事情。

比如宣武帝的妹妹济南长公主暴毙，舆论认为是驸马卢道虔所害，宣武帝没有任何举动，反倒是灵太后立刻除去卢道虔的爵位，禁止他入朝为官，以此为济南长公主报仇出气。

 在《公主之死》中，李贞德还提到了汝南王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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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帝的兄弟汝南王元悦经常为一些小事殴打王妃，灵太后发现后大怒，于是下令：从此以后，凡是亲王诸侯的王妃，只要患病一百天以上，都要上报朝廷，禀告详情。未来如果还有殴打王妃的情况，亲王一律削除封位。

可以说，这一法律条文直接保护了许多皇室女性成员。

灵太后嫁入皇室，按照儒家父系礼法的规范，她理应认同夫家，维护家族中大多数男性的权益。然而，为了保护与她同样嫁入皇室的其他女性，她却下令禁止亲王胡作非为。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并不稀奇。但正如作者李贞德所说，和南北朝的其他男性统治者相比，灵太后为女性出头的意志已经相当明显了。

在《公主之死》这本书的开篇和结尾，李贞德都提到了东晋谢安夫人刘氏阻止谢安纳妾的千古名句：“周公是男子，所以写诗让女人不要妒忌男人纳妾，若使周姥（mǔ）撰诗，就不会这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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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句千古名句，李贞德提醒今天的读者注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伦理价值，以及记载这些标准的叙述书写，是从谁的视角和位置发言的？如果‘周婆’也有制礼的机会，她创设的礼制和发表的判决，会和周公一样吗？”

与男性不同，由于女性成年后需要从原生家庭出嫁到另一个家庭，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身份被重新定位——从子女变成妻子、儿媳和母亲。

这个看似简单的身份转换背后，牵涉的伦理规范却相当复杂。

“夫家认同”“夫尊妻卑”等强加给女性的伦理标准都是以男性为核心的，而女性在父系家族伦理中的尴尬地位，也造成了女性在法律上的弱势。

比如，在家庭中，女性往往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秦朝的法律规定，丈夫打伤妻子，要处以剃掉鬓角的“耐”刑，汉初法律却规定，如果妻子性格剽悍，丈夫打她，只要用的不是兵器，即使打伤了妻子，也不必受罚，但妻子只要殴打丈夫，就必须受罚。

到了唐朝，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加明确，丈夫打伤妻子，只处罚八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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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殴打丈夫，无论丈夫有没有受伤，都要处一年的徒刑，如果丈夫受到重伤，那么妻子的处刑要再加三等。

 再比如“通奸罪”，汉初的法律条文和案例都显示，未婚女子与人通奸，要被罚去官府服役。

如果是已婚女子，强迫劳动的等级就会加重，要从事与筑城相对应的舂米工作。如果女子身份特殊，可以获得减刑，不必卖力舂米，只需要捡择白米供祭祀之用。

但在兰陵长公主案中，与刘辉有染的两位民女一开始就被判处死刑，明显处罚过重。

根据《魏书》的记载，在拓跋氏统治中原期间，曾经六次修订关于通奸罪的律法，到六世纪初灵太后的时代，对通奸的处分已经明显减轻了。

一般来说，不论通奸的对象是谁，只要没有牵涉政治阴谋，都不会遭到太严厉的处分。

 汉唐之际，并没有因为通奸而被判死刑的记录，也看不出来妇女通奸会受到比男性更严厉的处罚。

不过，李贞德教授指出，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男女之别，但因为古代男性有纳妾的权利，所以即使男性犯了通奸罪，也可以通过纳妾等手段规避法律的惩处，相反，女性却没有这样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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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伦理上来说，男女犯罪所受的惩处依然是不对等的，女性更容易因被指控“通奸罪”而遭受严惩，女性明明是弱势的一方，触犯法律却会受到比男性更严重的处罚。

 兰陵长公主在判决确定后不久，便因流产伤重，不治身亡。《魏书》中记载了灵太后的反应，说她“哀恸逾恒”，不但亲临葬礼、号啕大哭，而且随着送葬的队伍出城。

后来太后告诉身边的亲信，自己之所以痛哭不已，实在是因为长公主怀孕后多次受刘辉侮辱，都忍气吞声，不愿张扬，最后却落得这个下场。

灵太后不平地说：“自古至今，哪有这种女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伤心啊！”

 兰陵长公主有以灵太后为首的皇室撑腰，尚且含恨而终。而平民女子更难求得公正的审判。比如在兰陵长公主一案中，与刘辉通奸而被处死的两位平民女性。

由此可见，女性想要改变命运，等待别人的施舍是不够的，必须主动争取社会话语权。“何不让周婆制礼！”这或许是兰陵长公主案给当代法律最重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