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萨苏,尹红志
仅供习读,如侵联删
老尹,正是在北京警界以眼光毒辣著称的。 不过老尹自己不是很承认这一点。“是,我习惯观察人,坐那儿你们吃饭我喜欢看人,可谁和谁的眼睛差多少呢?”他认为这里边关键是一个逻辑和心理问题。
正文
京北追匪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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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匪帮”
“过年,准备去看看局里一老爷子。”有一次老尹这样告诉我。 “怎样的一位老爷子呢?”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老底子,神枪手,我还跟他学过一手甩枪呢。” “甩枪?” “对,老爷子从部队下来的,他们的年代都讲甩枪。有一回公安局打靶,遇上六级大风,所有人都脱靶,大家起哄让老爷子来。老爷子定下神来,用甩枪,结果枪枪中靶。老爷子说:‘没丢面子’。” 听来很神奇。后来老尹给我解释过其中的奥妙,大体是手枪射击经验很重要,瞄准是次要的。用手枪讲究允许枪动,不要过于控制枪的正常摆动。要无意识击发,不要有意识击发,因为越试图控制,在有意识击发的瞬间实际枪口倒脱离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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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击发反而因为自然摆动击发时正好在目标上,这是因为有经验的射手有目标意识,自然会在摆动到目标位置上的一瞬完成击发动作。 “不知道我说得明白不?”老尹问我。 这个……我想还是换一个理论性不那么强的话题吧,我问他:“那您在抓逃的时候实际试验过甩枪的打法吗?” “俺们现在的警察哪里还轻易遇得到枪对枪的战斗啊。”老尹感叹道,“不像老爷子,当年一杆马牌撸子打得整个北京的土匪闻风丧胆。”公安局还管打土匪?萨有些发愣,毕竟,“土匪”这两个字,离我们好像比较遥远,这个词总是和山寨、喽喽、压寨夫人什么的挂在一起的。要搁今天说黑社会,马仔、包二奶这类字样大家更熟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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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还是北京的土匪,让人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如果和我说话的不是在北京公安系统抓逃犯抓出了名的老尹,我就得摸摸他是不是发烧了。 老尹翻翻眼睛,没理我。自己想想问得也是没道理—真有土匪,公安局不管,谁管呢?保安? 老爷子确实打过土匪,其中还不乏在历史上写下名字的凶悍匪帮。 老爷子在刑侦大队期间主持侦破的“二韩杀人匪帮”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成立早期的一起经典案例。由侦破一起持枪抢劫案件开始,先后毙伤、抓捕在北京城近郊区长期活动的惯匪数十人,缴枪数十支。曾经纵横京津保的韩玉华、韩玉树匪帮在三天内被彻底瓦解。老爷子因为打掉这个匪帮,获得公安英模称号,受到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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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这起案件的审理和案犯的处理都在河北进行,因此其侦破过程在北京反而成了一个空白。 这个匪帮,是原国民党河北第十行署专员王凤岗的残部。头目韩玉华、韩玉树两兄弟,河北固安人,是王凤岗部下的左膀右臂,从日本侵华战争时代起就横行河北乡里。1949年以后,二人率领王部残军数十人在京津保三角地带潜伏下来,长期为匪。由于这个匪帮成员都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人熟地熟,是真正的“土匪”,而且经验丰富,狡诈凶狠,尽管各地公安部门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反复追击搜剿,手段用尽,始终不能伤其要害,其巢穴究竟在何处,更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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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土匪生存力如此强,和他们的首领王凤岗颇有关系。 说到王凤岗,可能上了年纪的朋友会觉得有点儿耳熟。 没错,就是那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提到的王凤岗。熟悉军事的朋友还会记得有个特殊的名词叫作“王凤岗工事”,也正是此人发明。 王凤岗,河北省新城县(今高碑店)西双堡头人,原为当地土豪纨绔,七七事变后拉起一支武装,1938年曾接受八路军改编,1940年投靠日军,任新城县保安副队长,所部编为皇协军,自此成为铁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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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凤岗是“八路变”,因此他非常熟悉共产党方面发动群众,见缝插针等作战方法。王颇为精明,和八路军较量的时候针锋相对。你不是善于群众工作吗?我打不过你的兵,就专杀你的“群众”,你不是善于鱼入大海吗?我就化装成八路,到“大海”里面搞暗杀。你不是善于内线统战吗?我就搞假投降,专门诱使你的内线暴露一网打尽。 王凤岗所部,表面为军,实际为匪,因为习惯在脖子上系一条汗巾,被当时抗日军民称为“白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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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当地非常熟悉,成为日寇的得力帮凶。平西抗日政府在潭柘寺一带原有一片称为“里十三外十三”的根据地,共由26个村庄组成,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险要,日军一直无法进入。“白脖儿”却为日军带路,终于将“外十三”攻克,抗日武装被迫退守“里十三”,根据地缩小了一半。 所谓“王凤岗工事”,则是他针对八路军特点修筑的防御阵地,学名为“三角暗碉”,利用三个相互支撑的炮楼,炮楼周围的壕沟,炮楼下的低矮地堡共同构成防御体系。当时八路军在和王凤岗部交战时,曾遭到这种“王凤岗工事”的大量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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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王凤岗率部投国民党,1946年被任命为新城县长。 作为地头蛇的王凤岗,其反共经验和手段远比看上去威风十足的若干国民党大员更为难以对付。加上他的顶头上司,安霸五县联防司令朱玉魁也是一个反共专家,和大多数北方国统区国民党越打越没信心不同,他们这个地区罕见地出现了共产党无法生存的局面。当然,这是以王凤岗无视乡里之情,对当地“通共”百姓进行残酷杀戮为基础的。韩玉华当时就是王凤岗派来清扫地方的“还乡团”首领,这种出手冷酷的作风,也成为王凤岗残部在做土匪时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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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魁也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堪称老牌子的共产党员,曾担任八路军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在战斗中被俘,但又从日军手中逃出,此后担任热河纵队独立第一旅副旅长,这个级别的八路解放后都是将级军官。但朱看错形势,1946年投国民党,利用其对共产党的熟悉,成为国民党在冀中的一根钉子。直到1948年11月,眼看国民党情况不妙,朱又掉头率部投回共产党。朱深知共产党对叛徒的处置之严厉,因此不但不敢要官,而且立即找到自己的上级深深忏悔,以求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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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的悔过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原谅,1950年朱入狱,但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划为起义将领,在政协工作。 王凤岗则跟着国民党一条道跑到黑了。他尽管资历上只是一个土豪,但“王凤岗工事”打出了名,在正规国军一片惨败中就成了典型。194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请来两个反共“土国军”的干才,一个是河北的王凤岗,另一个是河南省邓县保安司令丁叔恒—这也是个名人,就是电影《小花》里面逼死赵永生一家,弄得两个小花阴差阳错的“丁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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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凤岗工事”和“陈明仁防线”,也成了国民党军打防御战的两大法宝。 再好的工事也要人来守,平心而论,我觉得王凤岗那套用八路的手段制约八路的心得,远比什么工事好用。但国民党始终不悟,只捡好学的来用,“王凤岗工事”没能挡住国府大军的溃败。1949年,王凤岗的部队终于对上了解放军的主力,这才明白自己也只有在一亩三分地折腾的能耐。王凤岗的主力河北保一旅被歼灭,自己借口开会跑了,一直跑到海南岛临高县当县长。后来又跑到了台湾,据说还在那边海岸上修过“王凤岗工事”,防御解放军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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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凤岗工事”无非强调的是平面交叉火力和垂直交叉火力的相互配合而已,对“土八路”有很强的针对性,然而,那是建立在“土八路”没有炮的基础上。一旦遇到有重武器的对手,这种工事就是活靶子,价值并不高。1966年,王凤岗由于台湾军政内讧死于狱中。 王凤岗虽然跑了,但他的手下残部却依然在北京周围活动。这些他的亲信多半血债累累,与共产党有杀亲之仇,知道自己投降也没有好结果,所以成了当时罕见的铁杆土匪。韩玉华、韩玉树兄弟这一股,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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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跟着王凤岗反了多年共,他们的确对共产党的作风手段比较熟悉,因此很难对付。 当时国民党也曾给他们一个番号叫作暗杀团,委任韩玉华为大队长,韩玉树为副大队长。但是从本质上说这支武装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国民党也没有任何薪饷或者人员装备给他们。他们日常以抢劫为主,先后在平津保地区制造大案数十起,杀人近百,是地地道道的刑事土匪。 这个案件让我十分好奇,既然老爷子就是侦破这起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便请老尹帮忙,看看老爷子能否提供些更加详细的侦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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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天,老尹略带得意地给我发来了一大串音频文件,道:“不但请老爷子讲了,而且还录了音,你自己听吧。” 赶紧听吧。 听了好久,终于决定给老尹打个电话。 我说:“老尹啊,老爷子说话怎么有点儿齉齉的,听不大清楚呢。” 哦,老爷子以前在部队的时候负过伤,让日本歪把子机枪把头部击穿了,伤好之后,说话就有点儿不太清楚。因为受伤,他才从部队改做了公安。 “什么?”我一愣。 “想起来了吗?”老尹问我,“忘了对你讲,老爷子大名王培伦,你在文章里写过他的,那时候你把老爷子和他战友弄混了,老爷子从医院出来没有回乡,是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加入了刑侦大队,当时的大队长,叫马永臣。” 谁是马永臣?当年国家领导人称他是中国的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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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匪踪
马永臣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传奇人物,罗瑞卿部下的刑侦第一名将,曾在中央进京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马永臣本来应该姓赵,他的哥哥赵永成就是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那位游击英雄赵大队长,因善用双枪而驰名京西。他家还有两个兄弟参加抗战:赵永文,在反扫荡中殉难;赵永焕,后来进入空军,做到空三军政委。 王培伦王老爷子,当时在马永臣的刑侦大队中担任组长。在侦破韩氏兄弟匪帮的过程中,马大队长是他的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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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马永臣是王老爷子的坚实后盾,并非虚言。王老爷子是血战余生,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汉子,侦察破案一把好手,带着二级伤残爬冰卧雪追踪设伏,任劳任怨,有一上午连破三案的超人纪录。但是反过来说,这种战场上出来的好汉往往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典型,惹祸抗上是经常的事情。用部队上的说法,老爷子这样的人物两头冒尖儿。 当时国家领导人也有很多是部队直接下来的,难免有一两个作风强硬。有一回,某领导干部家里出了案子,这位首长十分恼火,百忙中亲自打电话来询问破案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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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爷子接了电话,刚要汇报,对方发话了:“你是谁呀?”老爷子说我是谁是谁。对方又问了:“你们队长呢?”老爷子说我们队长让我给您汇报一下。对方火了,电话里骂道:“你算老几呀?把你们队长叫来听电话!”老爷子一听就火了,当场翻脸: “×××(首长的名字),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为革命工作,你说我算老几?×××,我×你妈!” 这句话把旁边的小警察脸都吓绿了,有这么跟首长说话的吗?老爷子不在乎,那是战功在身,带着八个子弹窟窿的主儿,得罪个把首长根本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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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臣也不在乎,照样重用,他知道就这样有种的才是罪犯土匪的克星。有意思的是被骂的首长好像也不在乎。 不过,韩氏匪帮这案子最终落在他们手里,无论王培伦还是马永臣,都有点儿意外。 这是因为这起案子,本来是由河北省公安厅负责侦破的。 匪首韩玉华、韩玉树都是河北固安人,解放以后,这个匪帮最活跃的地区,也在河北境内。所以,河北省公安厅下了大力气来侦破此案,但进展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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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河北省公安厅的干警,曾经摸到了这个匪帮的一点儿痕迹,试图将其围歼。围歼结果出乎意料。警方和民兵与土匪一场激烈的枪战后,韩匪抛弃被击毙的同伙突出重围,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踪迹。 为了能够掌握土匪的巢穴,河北省公安厅一名精干的侦察员深入土匪活动的山区,试图打入土匪内部,然而这位杨子荣式的侦察员却一去不复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此后几次和这伙匪徒遭遇,警察方面都没能占得上风。而这个匪帮几年来连续作案,经常出来杀人越货,活动区域遍及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热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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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京地区也发生多次怀疑为韩匪作案的恶性案件,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干员参加联合侦破。王老爷子这一组,就参与了这一工作。 看了掌握的案情,王老爷子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匪帮的手段的确不同凡响。 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个匪帮的轮廓。韩玉华、韩玉树匪帮,总人数并不多,大约在二十人上下,但其主要成员,都是抗战时期就开始当汉奸,协助日寇血洗地方的当地惯匪、兵痞。他们大多枪法出众,凶悍狡猾。河北民间有练武习俗,韩氏兄弟和若干骨干土匪都是武术高手,熟悉乡情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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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韩匪所部个个血债累累,自知没有自新之路,因此和剿匪人员打起来战斗力强又亡命,而且很难进行瓦解。这些土匪常常宁可被打死也不投降,一旦有机会就会利用熟悉地形的方便骤然脱逃。 对付他们,人少了不是对手,人多了狡猾的土匪很容易警觉逃走。公安干警几次和他们交手都没能占到上风,有时候还会伤了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匪帮本来是隶属于国民党潜伏系统的“暗杀团”,所以武器装备的家底很好,弹药充足、枪械精良。但随着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这个“暗杀团”早已和那边失去了联系,只能依靠抢劫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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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匪帮在抢劫时有个残忍的诀窍,就是绝不留活口,所有涉劫人员,一律枪杀或活埋。最恶劣的一次,竟将搭车的一家老小七口全部枪杀,以至这家绝后。由于这种狡诈的作案手段,侦察人员很难得到破案线索。 这个案件果然侦破难度很大。 然而,到底是京城捕头中的翘楚,从这一团乱麻中,王老爷子抓住了一个不是线索的线索—销赃。 韩匪抢劫,主要是劫财,预先进行踩点儿侦察,掌握携带大量现金的人员车辆,在荒僻处实施抢劫。现金在花销的过程中很难追踪,按说不存在销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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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吸引了老爷子的注意力: 土匪抢劫的大车,在劫案发生后也往往不知去向。 20世纪50年代,大车就像我们今天的汽车一样,也属于高档商品,老爷子的看法,这些胆大包天的匪徒,一定是将这些大车也卖了! 然而,当时大车也都有牌照的,各地并没有发现牌照与被劫大车相同的车辆。 显然,土匪是耍了什么鬼把戏。 只要有了侦破方向,这些鬼把戏倒是好对付的。不久,侦察员在天津的市场上发现了一辆曾经遭抢劫过的大车,车身上的若干印记与原来所属商号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只是牌照被更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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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是土匪自制的假牌照,但由于当时大车交易非常混乱,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还不够强,从这个角度追查较为困难,土匪又采用了若干反侦察措施,所以,这个线索的进展不大。 王老爷子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线索后来成了侦破此案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约是1953年初春的一天,刑侦大队忽然接到报案:在南苑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辆携带某煤铺业务款的大车被劫,押车人员被杀,手法与韩匪的其他案件十分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以前这类案件总是在很久以后才接到报案,这次却是刚一发生警方就得到了信息。 原因是坐在大车上的一个煤铺伙计居然活着跑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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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执行这次抢劫的是两个匪徒,车上人员在交出全部钱财后依然都被捆绑起来,而后一一击毙。然后两个土匪将这些尸体埋在一个大沙子堆里。 先捆,再毙,最后埋。两个土匪做得有条不紊而又冷静细致,按说,是不应该出什么纰漏了。 但人的生命力真是难以想象的顽强。其中一个煤铺小伙计没有被击中要害,仅仅是昏死过去。被匪徒活埋在沙堆里面后,这个小伙计的头窝在怀里,仗着衣服空隙里的一点点空气竟然熬到了匪徒离开,然后挣脱绳索的捆绑,从沙子堆里爬出来报了案。 这小伙子的命实在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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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拉他们那辆大车的骡子中,有一匹是秃尾巴! 从作案手段,王老爷子推断,作案的,就是韩玉华匪帮! 当时局里人员不多,王老爷子一面让值班民警马上电话召集警力接应,通知京南郊区各派出所在路口设卡搜查,一面立即带上两个组员,直奔南苑。 王老爷子的组,本来一共是三个人:第一个是老王自己。第二个是个抓捕高手,家传擒拿绝技,沾上身时直如钻筋入骨,敲钉转脚。不论敌人武功如何高强,只要身体的任何部位给他手指一搭上,立时就给拿住,万万脱身不得。第三个是老王的助手,枪法出众。 不料煤铺小伙计来报案的时候,那个助手恰好拉肚子无法参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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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紧急,分秒必争,王老爷子当机立断,顾不上招呼那位助手,叫上一位平时干练利落的分局干部,让他代替那名助手一起出动! 王老爷子当时没留意,这位机关干部虽然干练,训练中枪法也不错,毕竟没有打过实战,这一点区别,成了这次行动的软肋。 到达南苑找到案发现场后,判断匪徒赶着大车走不了太快,王老爷子当即下令追击。 假如匪徒没有接应,这一仗是三对二,假如匪徒有接应,那就很可能是以寡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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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王老爷子,三杆枪就进山追匪,是否有些后怕? 老爷子说:“错了,是三个人两杆枪。因为那个抓捕高手是不能带枪的,他上去抓人只需要用手不用枪,如果带着枪反而容易在抓捕中被对方抢去造成新的变数。但怕是没什么可怕的,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会怕几个土匪?!” 说这话的时候老爷子冷笑一声,豪气毕现。 “向哪边追?”那个分局干部问。 沉吟了一下,老爷子说:“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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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伏击
为什么向天津追?老爷子说是从销赃这条线儿上想的。土匪要大车干吗?八成是为了卖。罪犯都有个习惯,如果他用一种手段作案成功了,在这种手段被识破之前,他总是不愿意变更的。既然以前韩匪到天津销过赃,这次依然存在可能。当然土匪赶车去匪巢的可能性也很大,但匪巢漫无边际,往天津追,总是机会多一点。 老爷子等人怎么到的南苑没有和我说过,但肯定不是乘汽车去的。追击,则是从当地征发了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三个人穿着破得不能再破的大棉袄,顺着大路就猛蹬下去了—带着大车,土匪是没法下大路的,这大大减少了侦察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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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老爷子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认为幸好那小伙计说了个明显的线索—有一头拉车的骡子是秃尾巴,不然,一路盘查着,就追不上啦! 冬天的山路上,行人稀少,大车也只偶尔过一辆两辆,当时的北京郊区十分荒凉。荒凉到什么程度呢?老爷子回忆,那天回城里的路上,一大群人又是警察又是民兵的竟然遇到了狼!三个侦察员一面猛蹬车,一面随意说笑着,表面上像是要到什么地方办公事,实际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土匪很可能为了脱身设下伏击,一旦有警抽枪就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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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所谓的大车,这个东西今天很多人都没有概念了,认为是和三轮车差不多的东西。实际上大车要比三轮威风得多。您如果看过电影《暴风骤雨》应该记得老孙头赶的大车,那还算是小号的。大号的大车有几匹牲口拉车,有赶车的把式,能坐十几个带行李的人呢。长途汽车普及前,这个东西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客货两用交通工具,和美国西部的邮政马车颇为相似。 追出将近二十里,拐过一个路口,三个侦察员突然发现在前面的大道上,一辆大号的大车正在慢慢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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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眼尖,一眼就看到那辆车拉车的骡子中,正有一匹是秃尾巴! 有门儿。老王是指挥,示意不要打草惊蛇,让那俩人随自己行动—超过去。 他们仨人飞快地超过了那辆大车。一瞬间,要看的已经落在了眼中。 车上一共两个人,一个赶车,一个坐车,和劫匪的人数对上了。 车子的上面,还堆着一些煤块,和大车原来是煤铺的对上了。 更让王老爷子相信自己找对了对象的,是直觉。仨人的自行车超过大车的时候,那个赶车的小个子抬头看了他们仨人一眼。就这一眼,让王老爷子感觉,赶车的这个家伙,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已经嗅到危险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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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坐在车上的那个戴狗皮帽子的,尽管看着仿佛是个人畜无害,押了半车煤送货的客商,但在王老爷子眼里,此人危险性更大。 一来,这人尽管小心地缩在棉衣里面,却无法掩饰他暗藏在棉衣下的强壮体格。二来,此人端坐在大车上,车子前进时的颠簸却不能让他的肩头产生丝毫摇晃,袖着的双手纹丝不动。老王心中暗吸一口冷气—这不会就是他×的所谓“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吧? 三个人继续大声说笑着,超过了大车。他们的笑声,似乎减轻了那个小个子的疑惑。毕竟车上的人都死完埋掉了,他们没想到侦察员会这么快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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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到了一个岔路口,老爷子果断指挥走右边的大路。那是去天津的方向。拐了两个弯,前面路过几间土房,临街是矮矮的破墙。老王说:“停,就在这里埋伏。” 说停的原因,是老王认为这是个极好的设伏地点。这里,恰好是大路的一个拐弯,拐弯之后就要上坡,坡的两边还有那段半米高的矮墙。 选择这个地方设伏的理由,王老爷子是这样讲的:在拐弯后面打埋伏,他不容易发现,上坡的时候那赶车的要抡鞭子打骡子,手握鞭杆再想掏枪比较困难。而路边的矮墙,可以给侦察员提供掩护,还可以在对射中充当掩体—手枪子弹威力小,打上砖墙能阻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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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布置那个抓捕高手和机关干部合力抓那个赶车的小个子,战术布置得异常清楚:他们两个埋伏在路边矮墙后面。马车一旦超过,那个抓捕高手就会猛扑赶车小个子的背后,将其擒住,而那个机关干部,则要用枪从斜前方逼住匪徒,在前后夹击之下确保将其活捉。王老爷子自己则位置稍后,对付那个戴狗皮帽子的。一旦抓捕开始,老爷子会从后方扑向坐车的狗皮帽子,用枪逼住他,迫其缴枪投降。布置的时候,老爷子再三强调:这次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留下活口,要抓活的。四十多起案子,都靠这次抓个活的来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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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上,老爷子认为那个戴狗皮帽子的更危险,所以他要自己对付。 到底这两个匪徒有怎样的区别,让老爷子觉得后面的更危险呢? 老爷子说了半天,我终于依稀明白。举个例子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双旗镇刀客》。那里面刀匪大寨主一刀仙、二寨主二爷都死在孩哥手里。这两个人,要看起来二爷绝对比一刀仙凶狠,可要论刀法本事,一刀仙比二爷高了何止五成。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二爷的眼睛是混浊的,一刀仙的眼睛是清明的,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在动手时的反应要相差至少一个档次。 这两个匪徒的区别,与此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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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老爷子的推测,一点儿也没有错。这个坐在车上的土匪,正是韩氏匪帮的三当家,韩玉华的儿子,匪帮中的第一快枪手,韩永良! 一直到五十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这一战,老爷子对韩永良还有一份来自对手的尊敬:“那可是个行家啊!” 老爷子抽出枪顶上火,掩蔽到了墙后,眯缝着眼睛从砖缝里往外看,静等对手上门。 老爷子用的是一支狗牌撸子。这确实是一把好枪,关键是保养得好,而且老爷子挑子弹特别讲究,所以从来没有打起来贴壳误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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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子枪,最大的优点就是开保险快,一拉就能打。 不一会儿,蹄声传来,大车慢慢地过来了。 在牲口露头的一瞬间,那个抓捕高手要出击,被王老爷子用眼神按住了。眼看着大车上坡,那小个子大声吆喝牲口,眼看着就要过去。 等到车身过来的一刹那,王老爷子轻声喊:“上!” 按照老爷子的计划,侦察员都要从匪徒的背后动手,这样,对方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没有想到韩永良换了个坐法。可能是刚才的超车让他有了某种警觉,他改而脸朝后,盘腿坐在了大车的尾部,这样,他和那个小匪一个控制前方,一个控制后方,骤然增加了抓捕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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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两个侦察员跳出来,一个从背后扣住那小个子的肩背咽喉,一个从前面用枪指住他的时候,从车后站起来的王老爷子发现自己对的不是韩永良的后背,而是他的胸前。 没有一点儿犹豫,老爷子探出半身,枪口指向对手,大喝:“不许动!” 你叫不动就不动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跳起来的瞬间,老爷子发现韩永良的手已经从袖筒中翻了出来,伸进了裤腰里面掏枪。 有位第二代的优秀干警问老爷子:“这个过程有一秒钟?”老爷子说:“哪有啊?也就百分之一秒!” “砰,砰!”俩人的枪几乎同时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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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的枪最初是指向韩的胸部,发现他掏枪立刻下滑,想一枪打中他掏枪的手臂将其活捉。不料枪口移动虽快,韩永良掏枪的动作更快,等老爷子扣动扳机,韩永良的枪已经拔了出来,甚至转到了平端,对着老爷子就是一枪! 王老爷子料到韩永良的手快,但是没想到他能快到这个程度。 毕竟老爷子有备而来,是埋伏的,占了便宜。他的第一枪虽没有打中韩的手臂,但抢先一步打中了他的腹部。大约是中弹后的痛楚使韩身子一弯枪口下垂,他的第一枪失了准性,打在了老爷子前面那堵墙上,打得火星直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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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二话不说,甩手就是两枪,跟着猛然向右侧一偏—他料到韩永良这样的悍匪,一枪未必能打倒的,他还有还击的能力。 果然,老爷子刚刚一偏头,一颗子弹带着哨音擦过老爷子的耳边就飞了过去。 韩永良还的这一枪被老爷子闪过去了,但老爷子那两枪凭他的感觉,至少给韩匪身上能开一个窟窿。实际上后来才知道,老爷子这两枪都中了。 好一个韩永良,带着三处枪伤依然一个鹞子翻身,身体平平飞起,转向大车前方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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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这个动作十分冷静,他已经发现和老爷子对射是决无幸理—老爷子前面有个墙,只露出一个头,他亮在这儿全身都是靶子。他为什么向车前面翻呢?因为大车中间有一堆煤,他是准备滚到煤块后面接着打的。 就他这个动作,老爷子多年后还忍不住翘大拇指:“真是行家啊!” 与此同时,只听一声惊叫,老爷子眼快,眼角一扫,只见一支手枪飞上了半空,正是那个机关干部手里拿的勃朗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