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鱼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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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数据记录器，也就没了再抓渔鸮的理由，这个野外季结束了。队伍向南解散。我和大家一起去了捷尔涅伊，逗留处理后续事宜，再次查看了渔鸮的领域，然后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达机场，回明尼苏达。我在学校又修了些课程，有一门是森林规划和管理，学到了不同类型的伐木方式以及如何调整木材采伐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我在大学的贝尔博物馆兼职收藏管理员，给淡水双壳贝类编目，重新整理庞大的鱼类馆藏，这份薪水负担了我的学费，还能保证基本生活。理论上，博物馆工作需要我春季学期必须在岗，但这个时段我总是在俄罗斯。鱼类收藏负责人安德鲁·西蒙斯理解我的时间安排，允许我夏季从野外回来之后再工作。7月和8月，我是在学校的地下室度过的，任务之一是将保存标本的福尔马林换成乙醇。像是湖鳟之类的鱼几乎有一百岁，体形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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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是鸟类学家，却意识到就算在明尼苏达，我用的通货也是鱼。只不过不是穿着羽绒服和橡胶涉水裤去抓敏捷的马苏大麻哈鱼喂渔鸮，而是带着护目镜和防毒口罩从装着福尔马林的罐子里捞百岁大鳟鱼。秋天，我接到了谢尔盖的消息。他已按计划返回沙弥河、库迪亚河和赛永河，成功捕捉到了所有我们标记过的渔鸮。数据都已下载，设备也充了电，渔鸮被释放之后又在收集更多数据了。在库迪亚河，谢尔盖虽然再次捕获了库迪亚河雌鸮，但被大洪水困在阿姆古河的另一边好几个星期。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春汛，已经习惯了困难。他搭起帐篷，密切关注水位，用意外得来的空闲时间抓紧评估渔鸮猎物的密度。朋友被困，沃瓦定期从村子里划船渡过上涨的河水，给谢尔盖带去香烟和其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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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退去后，我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数据，立刻知道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这只雌鸮背上收集来的信息显示了一个重要的捕猎地点，离巢树有几公里，在阿姆古河的主河道上。这可能就是我们那一季没有抓到雄鸮的原因：它一直在和我们设置陷阱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区域捕鱼。如果没有这些GPS数据，我们永远不会想到要在离巢树这么远的地方寻找渔鸮捕猎地点，这些信息又拓宽了我对渔鸮栖息地的重要认知。我原以为筑巢地点和捕鱼地点密切相关，但如果现在发现的这种规律也适用于其他渔鸮个体的话，那么仅仅寻找和保护筑巢地点并不足以保护这一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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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其他渔鸮的数据也提供了重要信息。GPS定位的精度可达十几米或更高，根据数据显示，这些渔鸮都局限在各自的河流，仿佛有一条隐形的绳索牵住它们不能走太远。比如标记的沙弥河雌鸮，总是顺着狭窄的沙弥河谷绕道飞往阿姆古河，而不是快速翻越低矮的山脊；赛永河雄鸮活动的河谷有些地方有一公里宽，但它总是精确地紧贴水道，只用它的GPS定位点就能大致画出河流的走向。有了这些信息，再加上库迪亚河雌鸮的捕猎数据，我又更好地了解了渔鸮的栖息地需求。保护策略也随之开始成形。有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到了我们的渔鸮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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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天，捷尔涅伊的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个项目的文章，圣诞节前夕，我在密尔沃基郊区姐夫家的卧室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关于渔鸮的采访。我拿手指堵上一只耳朵，想挡一挡家里孩子们兴奋的声音。我向记者介绍了如何追踪渔鸮，野外研究条件，以及渔鸮的叫声。当时我还只是一名研究生，这样的关注让我受宠若惊，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报道给项目很好地打了广告，帮我申请到了更多资助。我为下一季的五个新GPS数据记录器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这批装置比旧型号每个要贵数百美元，电池也更大，可以收集长达一年的数据，这几乎是2008年用的数据记录器的四倍。这就意味着可以更有效地收集数据，也能减少重复捕捉渔鸮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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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个野外季中，我一直试图改进我们的捕捉方法。前两季我和俄罗斯队友大多时候都是蜷缩在黑暗的河岸上，忍受着寒冷，潜伏着抓捕渔鸮。冰层开裂的声音或者吱嘎作响的树枝都会让我们一激灵，饶是这样，渔鸮也不一定会来我们的陷阱。因此，2008年和2009年的野外季，我想了一些能让捕捉过程更舒服的法子。我买了一顶牢固的冬季帐篷，可以用作隐蔽帐，我们的“小胡子摄影师”托利亚给帐篷缝了一层厚厚的毛绒保温层。此外，我们也要试试无线红外线摄像头，就是一般买来做商店防盗摄像头的那种，这样就不必受风挨冻地等着渔鸮落网。一想到下一个野外季的工作，我就忍不住嘴角上扬：坐在比较暖和的保温帐篷里，钻进蓬松的羽绒“木乃伊”睡袋，手捧热茶，用闪烁的黑白屏幕实时监控捕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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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鸮来查看诱饵时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并做好准备。再也不用猜测奇怪声音的来源，也不用担心四肢在冻伤之前还能忍受多久的寒冷。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便利措施后面会制造多少麻烦。2009年1月中旬，我回到了滨海边疆区。就在几周前，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在短短两天内就倾倒下厚达两米的雪。之后雪变为大雨，像炮弹一样猛烈冲击着大地。暴雨来得太猛，雨滴穿透雪层到达地面，在雨势减弱之后结成厚厚的冰。村子对这样的风雪袭击完全没有防备。街道没人铲雪，也没有人去上班，身体好的邻居努力为被困住的退休老人挖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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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过了几天，在既没接到求援，也没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普拉斯通的伐木公司派了一队卡车北上六十公里到了捷尔涅伊，把所有街道清铲干净，不等人们道谢就向南返回了。十天后，当我到达捷尔涅伊时，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美国西部的拓荒边境：道路都成了交织相连的战壕，两旁是高耸的雪墙。风暴不仅给捷尔涅伊带来了麻烦，更重要的是，它对当地有蹄类动物种群是灾难性的打击。鹿和野猪无法自由活动，导致它们精力耗尽，大范围挨饿。更糟糕的是，这也让捷尔涅伊一些人的黑暗面显现出来。许多鹿被迫走上铲过雪的道路，这是唯一能通行的路径，但它们也因此很容易受到袭击。就连平时不打猎的人也开始在这些大道上巡视，仿佛陶醉于轻而易举的杀戮。他们追赶、猎杀这些疲惫的动物，举着枪、刀、铁锹，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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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仿佛要尸山血海地杀个痛快，既和体育运动无关，也毫无尊重可言。县野生动物警察罗曼·科日切夫在本地报纸上写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呼吁当地居民趁还没把森林里的动物赶尽杀绝，立即停止杀戮，恢复理智。我比团队提前一周到达捷尔涅伊，来预估这一年的捕捉情况。首先从探查我们的渔鸮领域开始。我先去了法塔河，想拜访阿纳托利，准备利用他的小屋进行捕捉，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里。我朝着小屋的方向搭了十六公里的便车，之后套上滑雪板钻进林子。离开几个月后，森林在欢迎我的回归。我感到十分舒适，独自一人在林中呼吸着冷空气，沿途经过熟悉的地标。啄木鸟和䴓停下来目送我路过，我扫视着雪地，看看有哪些哺乳动物经过的痕迹。我对探索冬季森林已有足够的经验，可以识别出脚印是否新鲜：夜间或黎明时分留下的脚印是清晰精致的，等清晨的日光升上山脊，倾泻进山谷，雪就晒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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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与明尼苏达的街灯、柏油路和庸碌的日常相去万里，不管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每次返美自然是回家，但在这里，我也感到像是回家一样。在稀疏的杨树、榆树和松树间穿过山谷，行进大约一公里后，我来到了阿纳托利小屋北边的法塔河。我在下游看到一个人影站在岩石凸起的高处，于是举起望远镜，正好看到阿纳托利举着自己的望远镜向我回望。他微笑着挥了挥另一只手。我顺着结冰的河流和他会合，进了他的小屋，门上点缀着磨损的渔鸮羽毛和干蜕的蛇皮，他说他一直在等我。我和阿纳托利一起喝了几杯茶，问他有没有什么法塔河渔鸮的消息。他说经常看到、听到渔鸮，但当我再追问时，他不确定听到的是一只的叫声还是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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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征得他的同意，使用小屋进行捕捉工作，并问他需要什么物资。有我们做伴他感到很高兴，要的东西也不多：一些鸡蛋、新鲜面包和面粉。商量完这些事后，我听着阿纳托利谈论埃及人如何用悬浮技术建造金字塔。他还大谈特谈了亚特兰蒂斯、能量，以及某些特定的震动。该上路返程，去搭回捷尔涅伊的便车了，我套上滑雪板，阿纳托利给了我一大块鹿肉和一条粉红鲑。我沿着一条旧的伐木小径走了大约三里地。来到主干道，这条小路穿过森林，与马鹿、梅花鹿、狍子、赤狐沉重的脚印交织在一起。在某一处，我看到一头野猪在深雪中犁过的痕迹。我还在路上遇到了热尼亚·吉日科，就是我从萨马尔加河返回后在码头接我的人。他问我是不是拜访阿纳托利去了。“你认识他？”我好奇地问道。“不认识，但知道他。他在捷尔涅伊住过一阵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跟一些狠角色搞交易，没成功，已经在这林子里躲了大概十年了吧。”现在我知道阿纳托利为什么会到通沙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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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都去听渔鸮的声音。在谢列布良卡河领域，我听到了二重唱。在通沙河的河岸上，我发现了渔鸮的足迹，巢边有羽毛，这意味着至少有一只渔鸮还活着。快速评估了目标领域之后，我觉得在谢列布良卡河和法塔河重新捕捉渔鸮，给它们带上GPS数据记录器，还是有胜算的。而对于通沙河的一对渔鸮，我则不是很确定，那儿也是捷尔涅伊所有地点中最难抵达的，所以在我的优先序列中总是垫底。我回到捷尔涅伊，等安德烈·卡特科夫，自从我去年春天离开俄罗斯后，他一直在参与渔鸮的野外调查，还帮谢尔盖重新捕捉了几只带GPS标记的渔鸮。安德烈在猎物围栏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的渔鸮陷阱，他很想试一试。新的捕捉工作眼看就要开始了。

卡特科夫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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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岁的安德烈·卡特科夫留着胡子，矮胖，还有个罗马享乐主义式的大肚子。他到达捷尔涅伊的时候已经晚了十二个小时，因为他开着小房车在鲸骨山口上冲出了路面，只好歪着身子在车里冷冷地过了一夜。最后他终于拦到一辆有绞盘的卡车。我知道卡特科夫当过警察，也是经验丰富的跳伞运动员，这些经历都代表着纪律和沉稳，因此并未在意他来的路上出的问题，以为只是意外而已。不过我后来知道了，卡特科夫觉得只要开车，从结冰的路面打滑歪出去是不可避免的。他总是出这种事故，冷静程度和频繁程度都十分惊人，完全不顾安全，这在野外是极为不可取的。我们的工作里光是克服暴风雪或者洪水之类的自然界障碍已是困难重重，就不用再自找苦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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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科夫的个性还有一点让人难以接受，就是他病态般的喋喋不休，加上在野外作业时空间狭小，只要有他就不得清静。但最具灾难性的还要数卡特科夫的鼾声。野外团队中每个人都打鼾，但卡特科夫是打鼾艺术的大师。一般人打鼾时发出的喘息节奏，同睡的人都能慢慢适应，但卡特科夫喜欢发出惊人的爆裂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叹息声，让听到的人保持高度紧张。睡眠在工作期间已成奢侈，只要待在这个男人附近，几乎不可能安然入睡。总而言之，由于这些特点，卡特科夫是个很难在野外愉快共事的同伴。而我，得和他朝夕相处七个礼拜。第一天早上，卡特科夫在锡霍特山脉研究中心的厨房里狼吞虎咽地吃了早饭，伸开身子，背靠邻着锅炉房的墙壁，像只猫一样烤着墙壁散发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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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看了他带来的视频设备，其中有四个无线红外摄像机、一个接收器和一个小型视频显示器。这里面每一件设备都需要一个十二伏的汽车电池供电，他也都买了，还有一台给电池充电的小型发电机，以及十二升汽油，另外还有一台手持摄像机，用来记录捕捉过程。我们的装备比过去的几个野外季多了很多，而且都很重，光是发电机和汽车电池的重量就超过了一百五十公斤。我并没有太担心重量，至少一开始没有，尤其我们计划从阿纳托利的小屋开始这个捕捉季，以前都能开车过去。不过根据我最新的勘查，由于齐腰深的积雪和没铲雪的道路，开车的便利不复存在。我们把小房车留在了捷尔涅伊，搭便车顺着主干道到离阿纳托利小屋尽可能近的地方，最后只剩八百米，穿过山谷就到了。这个距离似乎不是很远，而且我已经能做到穿着猎人滑雪板也灵活自如了。卡特科夫和我必须多次穿越山谷才能将所有装备拖过去，所以卸车时，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拖出路面，搬到了林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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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系好滑雪板，抓起可以携带的东西开始前进。我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最开始由于负载的重量，滑雪板陷进了雪地深处，但后面的几趟，我们都是在压实的一道道辙痕间滑行。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起初的兴奋感逐渐消散，我和卡特科夫往返了八趟才把所有东西从山谷的一边搬到另一边。我们逐渐找到了各自的节奏，于是便分开走，只是偶尔遇见的时候就休息一下，一边擦脖子上的汗一边骂骂咧咧，捶胸顿足地后悔为什么没想到带雪橇来。最重的是汽车电池和汽油桶，这些东西都不是为远距离搬运设计的。细带子勒进我的手指，持续的负重钩得双手生疼。终于搬完时，天也黑了，我们倒在阿纳托利等待着我们的温暖小屋里。为了迎接我们到来，阿纳托利已经做了小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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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懒洋洋地喝了速溶咖啡，吃了剩下的煎饼，然后阿纳托利带我们去了他的钓鱼洞。这是在河冰上的一个圆形开口，篮球大小，在水电站大坝的钢筋混凝土废墟之间。他经常用斧头去砍一砍，避免洞口重新封冻。卡特科夫很想钓鱼，已经准备好了钓具，他用冷冻鲑鱼卵作饵，放下了渔线，而我回到小屋去考虑摄像机的放置方法。到了下午三四点，他已经钓了几十条鱼，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鱼往上游运了大约七百米，放到两个猎物围栏里，我们知道法塔河雄鸮以前来过这些地点。第二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搬运、设置、检查这两处的相机和电池，在陷阱之间找到一个离两边大致等距的位置，设了隐蔽帐，里面放了接收器和显示器，这个地方离无线摄像头都不远，能收到信号。一切正常，无线信号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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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们钻进隐蔽帐里安置下来，对设备再进行一次最终检测，信心十足地认为会一切顺利。我们裹上睡袋，戴着厚毛线帽，捧着从保温壶里倒出来的甜茶，心情都很愉快。我已经有了不少野外经验，知道我们还在“蜜月期”，不管是对野外季还是对彼此的关系来说，在零下温度的帐篷里度过漫长夜晚的新鲜感还没被疲劳磨损，在狭小、冰冷的空间里，人的特质难免会被放大，但现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忽略这些。虽然信心满满，但我们的设备测试却失败了。认为家用设备能在零下30摄氏度的森林里运转，实在太过天真。谢尔盖和团队在温暖的秋季测试过设备，当时显示器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清晰的图像。现在冬天了，白天画质还不错，但黄昏后森林里极为寒冷，设备完全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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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夜间温度的下降，屏幕也会变暗，整个系统都没法用了。更糟的是，我们的发电机点火线圈是坏的。也就是说，即便视频监控系统能按计划运转，我们也没法给十二伏电池充电。等一周后做完法塔河的工作，我们还得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拖回道路旁，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很幸运，我们的摄像机情况要好些。野外季剩下的时间里就全靠它了。我们在上面连了一根二十米长的视频线，用派不上用场的十二伏电池供电。这样在隐蔽帐内就有了对其中一个捕捉地点的实时监控。为了让自己从挫败感中分散些注意力，我开始琢磨阿纳托利的过往。一天晚上吃饭时，卡特科夫听阿纳托利谈起他以前在国外的往事，我错过了，这是卡特科夫后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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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利20世纪70年代初在苏联商船队当过水手，其间是克格勃的线人之一。苏联公民被要求告发同伴，这种事在当时一点也不稀罕，尤其是对那些会出海外的人。实际上有研究估算，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能被算作线人的人多达500万。我不清楚阿纳托利只是一时效力，还是在间谍活动里扮演过更为正式的角色，第二天特地问他时，他一笑而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之前我问他左手的小指是怎么没了的时候，他也这么回答，心不在焉地搓着被截断的关节。我们在法塔河的第四个晚上，黄昏独自鸣叫了两晚的法塔河雄鸮终于发现了一处猎物围栏，吃掉了里面约一半的鱼。我们立即设下陷阱这是由卡特科夫和谢尔盖设计的，结构巧妙，专门用在猎物围栏上。简单来说，就是在围栏边缘设置的单丝钓鱼线网，当渔鸮扎入围栏时，绊线就会释放圈套。第二天晚上七点二十分，我们在三年中第三次抓到了法塔河雄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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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它戴上第一个新GPS数据记录器，这样的设备我有五个，它们每十一个小时记录一次位置，可持续大概一年。我对这款新型号很有信心。前一年我们已经在野外测试过这种技术，用的是较小的型号，表现非常出色。电池大了也意味着直到来年冬天都不需要再去打扰这只渔鸮，这对它和我们来说都减少了压力。当然，它必须得活到下一个冬天，我们才能再次找到它。目前我们在法塔河上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也实在到了极限。我一直未能习惯卡特科夫的鼾声。每天晚上当我刚适应了一种节奏，他就会翻过身，切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节奏。我急需在捷尔涅伊睡个安稳觉。释放了法塔河雄鸮之后，阿纳托利小屋里的气氛喜忧参半。卡特科夫和我还在为成功抓捕兴奋不已，而阿纳托利却闷闷不乐，大概是因为客人要走了，与他相伴的又只剩挠脚心的小矮人和寂静的山峦。我注意到，每当阿纳托利感到我们要走时，就会变得更加疯癫。他长篇大论，大声而急迫地谈论各种话题，而所有话题都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古代人曾经拥有一种神秘知识，已经遗落了好几个世纪，但如果能正确解读某些特定物品的真正含义，像是扑克牌、俄罗斯圣像画或三角形，就能解开秘密。

22 杀青段

我意识到自己对阿纳托利这类思想的反应取决于工作的进展情况。前几个捕捉季异常艰难，当他把失败归咎于我们的负能量，或是要我们帮他去挖有白袍仙人的洞穴时，我会火冒三丈；但这次捕获和释放都很成功，我就由他去了。他的信念根深蒂固，但和人分享这些想法的机会却很少。把他一个人留在森林里，我心有不忍。第二天，我们用卫星电话约好一辆车在主干道接我们，卡特科夫和我再次穿上滑雪板，在通沙河谷往返横穿，用了好几个小时把损坏的发电机、没用过的汽车电池和其他物品拖到这一边。等我们到谢列布良卡河捕捉渔鸮的时候，就会驻扎在捷尔涅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