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1.

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那篇课文：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嘴！可是他还是听到Clack，继续说个不停，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说，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下，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2.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沙兰镇水灾是这样，胶济铁路事件更是翻版。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但他没有机会让人听到他的危言。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当我看到“躲猫猫”，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人们会告诉我“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3.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被认为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懒得跟你们说话”的念头。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4.

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

5.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

6.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第一部分

上等人和下等人

7.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8.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

唯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作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

9.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50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的“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是可以赎买的，上等人的却无可替代。

庸俗经济学常说“一切都有价格”，只有生命除外，一个就此设计的问题是：要是有人用一百万块钱买你妻子的一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那么一亿块怎么样？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下等人出的问题。“妻子的一夜”的附加值来自什么呢？这“一夜”是与“贞操”关联呢，还是与“自尊”关联，甚或与“信念”关联？倘若与自尊什么的相关，价值倒是可以无限倍增，但是对于卖方就有个问题了：您确定自己不要脸了？对于买方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别人的自尊，你自己没有吗？

10.

倘若“一夜”只是一夜，问题就更简单了，我看任何人的妻子的一夜都不值一百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免费还差不多。研究这类题目的同学们不仅太把钱当回事儿，也有点儿太把自己老婆当回事儿了。这有点儿像一户不开眼的人家在院子里挖到了一个流线型器物，暗中嘀咕，城里的富翁们会花多少钱来买这个古董呢？后来一鉴定，这东西超市里有的是，是一可乐瓶子。

小时候，我姥爷问我：“你这辈子想干啥？”我说：“吃冰棍！”他就说：“不对，老爷们儿要闯天下，见世面。”从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中一定要闯天下，见世面，吃冰棍。如今我才发现，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冰棍，一种是沈阳的皇姑雪糕，一种是北京的北冰洋双棒，都是一块钱一根儿的。

11.

另外我也算见过了一点儿世面，不是在旅行和交际中，而是在人类的智识边缘。年复一年，世界万物的价值在我心中不断重新排序。我领略了功利之外的事物如何令人快乐。我读过了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两句诗，它描述了无用之用如何战胜了现实秩序：

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替代了一座高山的位置。

我想它说的是人类的精神确有其事，可以如同山阿一般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一部分上等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满意？永远别想。他们也许有某个信念，也许只是尽力在做西谚所称之“抬头”。我可以汇报给我姥爷的就是：这就是我见过的世面。

第一部分

猪膝骨与民主制度

12.

现在的小孩太让人嫉妒了，我一个朋友的3岁孩子，特爱看一个动画系列片，讲的是一帮小动物到处玩，每回玩都出意外，不是一只狗被门挤碎了脑袋，就是两只鸭子被摩天轮甩出去，摔在篱笆上，喋血街头——最终结局无一例外，必是小动物们极其欢快而且享受地死光光。饶是我一把年纪，看这动画片还乐不可支，那小东西就更是像白痴一样乐得找不到北了，看完了还满世界嚷嚷：“大象死了大象死了！”就好像他爸爸死了似的。这情形倘若被爱护儿童人士看到，必定要说这种动画片毁坏了孩子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觉得。孩子的天性是寻求快乐，他们智商基本为零，不懂幽默，但是能感知滑稽，滑稽这东西虽然低级却能给人带去无穷欢乐。非要禁绝这种滑稽的话，我看禁这路动画片还在其次，先要立法禁止孩子们的思维像孩子才对。

13.

相比之下，这孩子的前辈们可就太惨了。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曾经认为世界上最有趣的读物是一本名叫《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的坏书。按照这书的说法，著名诗人们根本不在乎文学创作这码子破事儿，个个像使徒一般坚定，毕生所思，既非女人也非韵脚，而是如何反抗资产阶级。书中说，拜伦是个充满激情的战士，跑到希腊去输出革命，却不明说这孙子其实是个恐怖分子；书中还说，雪莱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并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却只字不提他跟小姨子有一腿。总之一句话：本来是很黄很暴力很生动的事儿，被这本破书弄得特别和谐。

14.

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枪可资比较，自然拎着枪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

15.

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作诚恳、回归常识，纳博科夫的话就叫作潇洒有英气——没错，传统很优雅，但那是你们的优雅，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

16.

他们的话当然只是个人意见，但是所有的成规其实也都是意见。我认可上述两位，并非有什么特别原因，顶多是个“我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辈所经历的，这生活中所充盈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认为。在我们这儿，众所周知，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学习到的错误知识就越多。仅仅是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给我的恶劣教益，我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沉浸其中的各种谬种之学，比如学校课业、公司政治乃至伦理价值等等，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能不能清理干净呢？

17.

所以说，判断是非曲直，不能全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学问。甭管什么东西，先看看小孩子对它的态度如何再做评判，基本上不会太错。比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民主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要不要民主却不是，其中的社会演变基础，还是在于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你不给一个小孩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就恹恹无生气；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就在背后骂你“大王八”。对小孩子来说民主是好的，就像空气枪是好的一样，背后自有自然律令。我们没发现它是自然律令的时候可以像笨蛋一样活着，可是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想那么活。

18.

《红楼梦》写了那么长，核心无非四个字：赤子之心。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就是坚持纯真是美好的，事儿逼事儿逼的成人社会很操蛋，大家不让他这么认为，他就跑去当了和尚。对我辈来说，情况庶几相同。小时侯我们看见一只空气枪就高兴，看见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要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或者再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儿。这家伙若非太蠢，就一定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呢。

别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既然对孩子们来说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咯咯笑个不停，那么对普罗大众们来说，倘若可以接近这种生活，世界就是美好的。

第一部分

不仁而得天下者

19.

有一回在长崎，我看了一个展览，内容是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灾难，我深受震撼，认识到这种悲剧绝不该重演。我唯一不接受的是，那展览说原子弹扔得毫无必要，是美国人准备跟苏联对抗，拿广岛和长崎做实验呢。我问主办方的一个姑娘，听说过“一亿玉碎”的说法没有，就是日本陆相说，俺们有一亿人，宁可全部像樱花般飘零，也要跟你们盟军死磕。这姑娘说她听说过，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反正这类事他们都不清楚。他们就对对他们有利的清楚。日本人不想再打仗了，这一点我很信服。他们没碎成，扭脸又“一亿振兴”，把一个史上最烂的烂摊子收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也很信服。但是他们选择性不清楚，让我很不信服。

20.

我得承认，破腹自尽是尊严的高度体现，我可做不到。樱花在头脑中飘零，同时集合了阳刚与阴柔之美，我也仰之弥高。日本的山川是如此秀美，乃至感染了人们的精神洁癖，他们建造的房屋庭院、竹子篱笆、石子小路，都富有自然意味和素朴的美感，真是一种令人赞赏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除了物价太贵之外，这国家也适合去玩，濑户内海的烟霞，可以悦人眼目，北方雪国的严寒，亦足以洗涤精神。要是哪天我做徒步旅行，那么首选之地就是日本。这也不是我的个人看法。在整个世界上，日本人的诚信、礼貌和对审美体验的刻骨铭心，都使得他们广受尊重。

21.

我还觉得日本人吃得好，同样是吃鱼，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出色，我不爱吃水煮鱼，又油又辣简直是个悲剧，更不爱吃奶油吞拿鱼和薯条之类的，完全没灵气的嘛，而生鱼刺身真是健康又美味。我还觉得日本妞好看，好看呢我也没想怎么着，但是很是欣赏她们身上透着的那一股教养，不像某些北京妞满口脏话还觉得自己有个性。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LV皮包。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已经怒不可遏：此人说不清楚是反日还是亲日，而且是个男权主义的猪猡！

22.

不是还没说到关键处嘛。对于时刻准备干掉家乐福和7-11的胆汁质的爱国青年们，我能说的就是，愤怒这种事，还是慢慢来为好，因为逻辑常常要比情绪来得迂缓和漫长。你一砖头把我打死了，然后才发现我是文天祥之后最真诚的爱国者，这事不仅悲哀，还太滑稽了是不是？

说得太远了，关于日本要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否得到尊敬和支持，并不在于修院子和吃鱼的技巧，也不在于多么懂得宣扬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辛苦劳顿，不在于煌煌武功和巧言令色，只在于道义。

23.

这个事漫说别人，我姥姥就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擦，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

24.

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精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

第一部分

佛祖在一号线

25.

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呢。

26.

只需买一张2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绝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27.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28.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拂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29.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名之的事物。

30.

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没什么稀奇的，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应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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